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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回忆战场惨状: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堆在一起!

大老倔2018-07-06 1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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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读库1402》之《他们在朝鲜战场》,编者张立宪,作者罗尘,新星出版社2014年出版。

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某部在汉江南岸的帽落山激战


“打仗不是拍电影,开枪就要死人的。”这句话始终回旋在我脑中。近四十位老兵访谈,近百万字的口述实录,一路看下来,整个人像陷入了某种魇症。偶尔再看点枪战影片,便迟迟进入不了状态。以往由影视观摩建立的所谓战争概念,全盘崩塌,片瓦无存。


这些老兵所参加的是抗美援朝战役——这当然是我们的说法。在近一个月的访谈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清楚战争的背景,战争如何爆发,麦克阿瑟如何空降朝鲜半岛,所谓联合国部队又有哪些国家参与,战争的进程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光荏苒,我们在网络上能轻易查到的资料,对于他们而言,仍旧是一个未知数。


他们只能描述空气中的味道,视线中的惨烈;他们也只能记得朝鲜老百姓舞蹈中的某一张脸,或是某个战友在牺牲的一瞬间嗓子眼里咽气时所发出的咕噜声。在被问到战争的正义性及指引的方向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这两句话抵挡了所有一切对于生命的质问和思虑,使得人无法再继续。你在书房里搜索到的一切资料,整个战争的是非判断,在他们一张张面孔前,均无法延续。


你当然不能延续。你不是他们。你无法代替他们。


马发泉


马发泉老人依旧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参军的日期:1951年3月18日。那年,只读过一年书、刚满十七岁的他,执意要报名参军。曾为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的父亲试图阻拦他——六个孩子中最小的这一个,但没有成功。


原本在家中放牛劈柴的他,一心想着去解放台湾。与他同时报名参军的还有他的大哥、二哥、姐夫以及外甥。然而,当部队行进到福建与江西交界处时,部队领导出来说话:打台湾暂时要停一下啦。当时他不清楚金门战役已经结束,原准备攻打台湾的计划被暂时搁置。


马发泉以为这下捞不到仗打了,一个月两块钱的薪水,他省吃俭用将其寄回家中,想着或许当两年兵就回去了。谁知部队再次通知抗美援朝,准备出国打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


个子还没有枪高的马发泉,随后在辽宁本溪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军训。作为新兵团,他们学习打枪,学习英语,学习朝鲜语——只要学几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就可以了。


跨过鸭绿江当晚,部队命令所有战士将身上具备中国部队特征的符号全部去除。“帽徽上的符号全都不要,在水壶上的五角星也刮掉,全部刮掉。我们问领导,他说刮掉就是不侵略朝鲜,你带这个东西进去就是侵略朝鲜。”部队命令轻装上阵,前线传来的消息是战士遭飞机轰炸后,衣服无法及时去除,和受伤的皮肉搅和在一起,导致救治不及时。为此,马发泉多年后还在记挂那件姐姐做的新毛衣不知去了何处。


真正紧张的情绪就是从那晚开始蔓延的,马发泉忽然意识到这次是要真的打仗了。马发泉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出身农家,但父母都比较疼爱他。他坦言自己十四岁时仍时常和母亲睡在一起,怕黑怕鬼,直到战争使他迅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他面前,营教导员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颅飞出去三十多米。“天蒙蒙亮,快到前沿阵地了,敌人那一边看到了,一发炮弹过来,还是封锁线上,结果他就倒下去了。教导员蛮漂亮的,大姑娘一样,这个头没有了……大家找那个东西,封锁线啊,很困难的……三十来米啊,到处是血。”他们必须找到他的头,即使当时敌人的炮弹正四处飞射。因为有规定——营级干部阵亡要运回祖国,“要有棺材的,有这么个待遇的。要找到他的头,没有头你怎么放到棺材里回到祖国啊?”大家在枪林弹雨中摸索着找营教导员的头,那个没有头颅的身体还在喷血,“自来水一样的,飙出来,血管都破了。不是一根血管,头部好多血管的。”


马发泉感到了恐惧,可是怕也没有办法。“天也叫不到,地也叫不到,就一条心拼死。就是这么个念头了,死掉也算了,为国家争光,我们牺牲就是当历史了嘛。”


同时入伍的姐夫在得到命令要攻打上甘岭时特意找到了他。“我姐夫那时已经当班长了,他把一支钢笔和十块钱交给我,那是他五个月的工资。我姐夫哭了,他讲了一句话,我死掉以后,姐姐请你照顾。他说我死掉以后,有骨头你给我捡一块,包起来以后带回家来……本来我还不掉泪的,这话讲起来了,我今天不能掉泪了,我掉泪吃不消了。”“我姐夫后来负重伤,手打掉,三块炮弹皮,一个连冲上去两百多人,下来三十个人。全连立了一等功,那个连长马上就升级了,当营长。”


马发泉当时担任的是机枪手,打得疯狂时,一晚上要换三根枪管。“冷水倒上去马上就成了开水。机枪负责封锁嘛,那个火力要很猛烈的”;“敌人厉害啊,美国那个枪都是八发的,我们崩扳一下,有时候还卡口,苏联给我们不是新的,是旧的,有时候卡口了,扳都扳不动,扳一下打一下,人家一扳就是八发”;“战场上白天和晚上是一样的,有探照灯啊,那灯像月亮一样,山头上全部都是,人都看到了,冲上去都知道,倒下去也知道。”


姐夫还活着的消息是马发泉回国以后才知道的,在当时的战局下,他无从知晓消息。随后,他亲眼看见了大哥牺牲的场景,距离仅三十米:“当时看到炸弹炸过来,我哥哥就倒下去了。”


马发泉后来在战场上遇见二哥。那是他二哥负伤治愈后再次上战场,两兄弟意外相遇:“他看到我很惊讶:弟弟,你还没死啊?”因消息有误,二哥以为大哥和小弟都已经牺牲了,“家里给我弄个灵堂,烧香烧纸。我母亲每天跪好几次,给我烧”;“我就马上求连长,我拿着枪照了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这样寄回去了。”


随后,马发泉报名写了血书,要求上上甘岭:“咬破手指写的,当时人都是懵的。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人基本上魂都没有了,走路都不知道,人都浮起来了,力气哪里来都不知道,就是准备死,为人民,为朝鲜人民,为中国人民。”


在上上甘岭之前,马发泉所在的团部开会,六十几个战士骨干、团长、营长、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布置如何对上甘岭进行冲锋,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正好打在他们开会那个地方,在树林里炸掉的。全死了。我们死命开枪,要报仇,给团长报仇,还有营长,还有连长呢。一个团部基本上给他炸掉了,集中开会啊,全炸掉了”。


实际上在马发泉的心中,“为大哥报仇,为团长报仇”的欲望更为强烈。当时的上甘岭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飞机炸了以后太阳都看不到了。打得全部是石头了,手抓起来都是炮弹灰,土全部翻过来了”。美国飞机飞得极低,驾驶员均是刚打过“二战”的王牌飞行员,“我们在阵地上,美国飞行员的脸我们都看得清,就飞那么低,扫射”。


上上甘岭(主阵地)的十分钟内,马发泉所在班十二个人死了八个。他救了其中负伤的一个战友,这个战友退伍后在浙江丽水担任领导干部,很多年后,马发泉去看望他。“两个人抱起来就不放了,两个人哭啊。救命恩人来了,他老婆那天到家里敬酒给我吃,我也吃不下去,两个人就哭啊。你活着呢,你活着呢。”


“一发炮弹打过来,一个子弹打过来,倒下去了,看人死得好像马一样,按一下就死了。堆成山了。美国人也堆成山,都在一起了”;“天都黑掉,白天就成了晚上。水本来是有的,河水很多的,靠近就不能吃了,都是细菌了,美国人的细菌弹啊。蜈蚣还爬的,不是死的蜈蚣,虱子、蜈蚣、跳蚤,还有老鼠,细菌培养出来的,它身上全部是细菌。炮弹送过来,慢慢地炸开,它爬出来,老鼠就到处跑。我说美国人最坏的就是没有人道。”“小虱子咬一口,就马上溃烂了,肿起来。看起来很好的,你要拿到手上,不注意,就完蛋了”;“敌人飞机发传单,叫我们投降。除了枪炮声,还有广播声,二十四小时广播。他说父母亲想你了,爸爸想你了,亲人想你了,你不要卖命了。朝鲜的地,中国的人,苏联的破武器。三句话,想想好像是的。斯大林给的都是破武器,就这原来还不给我们。打上甘岭的时候,才给了我们喀秋莎”;“美国人都是吃罐头,一个排级干部就一部车,我们一个营级干部就是一匹马,他是现代化的,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吃不消的。我们用喀秋莎打,十分钟就要转移阵地。不转移他就要给你炸掉,飞机给你炸掉,他有军事图的,你火力点在哪里他都知道。”


“惨烈啊。没法说。就是互相打,弹药来不及了,后面跟不上,吃不上。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咬不动压缩饼干,吃的喝的吞不下去,嘴都肿起来。”


没有证据表明彭德怀作为志愿军总指挥来过上甘岭,但马发泉却一再确认了这点:“彭德怀亲自到阵地上去看望。不简单,哪一个总指挥到上甘岭去?他穿着便衣,很凶的。眼睛很大瞪起来。彭总都来了,你说我们士气高不高?他都不怕死啊。他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被打死了,他自己现在也到阵地上来了,打!这还得了,毛主席的儿子都被打死了,这个气愤啊,什么都不想,就是跟他们拼了。”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马发泉多了一个习惯:刷牙洗脸从来只用一杯水。“家里人也问我,你用水这么省干什么?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很好了。我说你不懂,你们都不懂”;“当时水也有,但你不能吃啊,都有细菌,吃下去要死的。下雪天,也不敢吃雪,炮弹飞机炸过,都有炸药气味,有毒气。战斗激烈的时候,有四五天没水喝,后来我就喝尿了,一个同志的尿给我吃掉,没办法了。我叫他尿到一个炮弹壳里,我眼睛闭起来喝,喝掉以后精神就好起来。除了喝尿,还舔石头,石头有湿气的。”


对于朝鲜战争的总结,他个人认为:“我们是精神第一武器第二,美国人是武器第一,反的。朝鲜人民军都是不挖壕沟的,懒,伤亡多。我们一到哪块阵地,就先挖沟,然后地老鼠一样躲起来。人在阵地在,来一个消灭一个。美国人比较特殊,你要打就打他们指挥官,指挥官一死他们自然就退了,没有什么报仇一说,很借命,但他们武器好,那是真的好。”


在回国的火车上,过鸭绿江时,曾有士兵因过度高兴从火车上摔了下来,“车子开得快,开门,风一吹下去了,牺牲掉了。我们全团人都哭,团长也哭,政委也哭,我们也哭。团长说战士同志们,朝鲜战争打仗都没有死,快到家死了,你说我怎么回答他父母亲,我怎么交代啊”。


马发泉在战场上先后负过两次伤,共得到十四块钱营养费。他都寄回了家中。


李亚林


1950年6月,李亚林在身为当地妇救会会长的母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军。“我们穷人只有靠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小时候很苦,六个人靠父亲一个人劳动,土地也没有,每年租人家的田地种,打下来粮食交租子的都不够,家里很苦,但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我们翻身了,土地也分来了,房子也有了。我们要去当兵了,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当时有很多穷苦出身的年轻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报名参军。


李亚林在部队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一边行军一边撒尿。“边走边撒,撒尿都训练过的。蹲下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打仗,一个安全,一个跟得上部队,掉队不远。”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听声音。“炮弹不怕,怕机枪。炮弹声音‘呼’,那没关系的,‘呼’这是很远出去了。机枪崩崩崩、崩崩崩朝你开枪,那就危险了。老兵教的,机枪打了是一大片,你要小心了。”


由于读过两年书,会写信,李亚林在排里大受欢迎,“排长拿我当个宝贝看”。当时的李亚林个子很小,才七十多斤重,背包里的东西加起来就有八十斤。不让他打仗,又爱惜他识字,最后班里分配他担任送饭的任务。从班里到连里拿饭有两里路,瘦小的李亚林就这样时常听着炮弹“呼呼”的声音,奔波在这两里路上。


1952年11月14日晚,李亚林所在排接到任务,轻装前进,上级交代除了枪、手榴弹及水壶,其他的全部扔掉,包括棉衣。十一月的朝鲜是寒冷的,这个指示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直到拂晓前,上级突然下令:登上上甘岭。


李亚林所在的排共四十八名战士,趁天色微亮时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上甘岭。他在烽火硝烟中看到山顶飘着雪花。排长交代他紧随其后。李亚林在迅疾的炮弹与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进入了一个坑道,坑道中有八名伤员,是十五军没有来得及撤下的战友。五十多岁的老班长在排长指示下交代李亚林,就在这坑道里待着,负责照顾伤员。“坑道入口是很小的,趴下去才能进入,脚先进去,得爬才行”;“只有那个坑道稍微安全点,出去,不管你往哪边出去,都是子弹,炮弹,到处是死人。我一个不留神,想观察下形势,也被子弹擦伤了,我还得照顾那八个伤员。”


班长交代他一定要把这八个伤员照顾好,如果有什么损伤,就要他的脑袋。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照明弹始终照耀着雪花中的上甘岭。李亚林和八个伤员在那个坑道里待了四天四夜,吃萝卜,吃炸药。“炸药是可以吃一点的,实在饿了的话,但吃多了就不好了。萝卜是最好的东西,老百姓给的,救命的东西啊。中间有一次把洞口炸塌了,我就赶紧挖,又给它挖出来,别憋死在里面。有战友的尸体堵在了洞口,也得挖开。完全失去了联系,也出不去。后来我们排长忽然晚上带三个人来,副连长受伤了。排长拿枪敲我的头:你给我把副连长管好,不管好你不要来见我。战斗命令就这样的。我说好的好的。他的手枪都给我了,副连长是指挥官啊。我说一定一定,副连长死我也死,副连长活我也活。就这么等了一天一夜,后来担架上来,把副连长抬下去,我也这样回来了。”


下了上甘岭,李亚林才知道,上去的四十八个兄弟,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人活着下来了。他隐隐觉得庆幸,又觉得有些内疚。那个坑道救了他的命,班长、排长,救了他的命。他原本是应该牺牲的。就像另外那四十四个兄弟一样。


很多年之后,回忆起上甘岭,当年被人照顾的“小鬼”李亚林能记起的只有那个坑道,还有那个洞口不断闪烁着的光,以及在振聋发聩的巨响声中缓缓下坠的雪花。


“我记得,洞口有个美国兵死了。他手上有块表。身子没有了,就是手上有块表。离那洞口大概一米远。那表是亮的。我们有个机枪手想去捡那块表,直接就被打中,骨头断了。那块表挺亮的。我就一直看着。”


杜德奎


杜德奎在上甘岭上待了二十四小时。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二十四小时,一直蔓延到他后来的人生。


“上甘岭这个山名叫什么山呢?叫五圣山,战斗面积不大,不到四个平方公里。我们有八个主阵地,上去之前,连长就说,上甘岭四十五师已经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强,战斗很残酷,死的人很多,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死,你先要准备死,再去上。”

“到了上甘岭,我们接收兄弟部队的阵地了,敌人那个大炮轰得阵地上的人都站不牢了,然后他的步兵就开始攻了,一个排或者一个连,攻得上来就攻,攻不上来他增加部队。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从坑道里面出来,手榴弹、爆破筒,就是端着这些东西来,看他人多就是用那个高级手榴弹射下去,人少的就是那个普通手榴弹扔下去,要不就扛着爆破筒冲上去一拉,拉的死掉了,大家都死嘛。倒下的志愿军就是这么平摊,摊到四个平方公里还摊不下去”;“枪都基本上不用,为什么?炮弹打了这个坑道,震的灰尘,冲锋枪都打不起来,就是拼手榴弹、拼爆破筒、拼高级手榴弹,来了多少人我们就是炸。他也有手榴弹啊,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他们用的冲锋枪,还有卡宾枪,自动的,我们用的武器是苏联装备,机枪是德普式的,这么大的转盘,进灰了就打不了了”;“我当时腿中弹了,不知道痛啊。人在阵地在,有一个人在,说明我这个阵地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那么后面部队是肯定要增援上来的。”


杜德奎所在的连队共一百四十余人,二十四小时后,从上甘岭上只走下来了十余人。九死一生。


杜德奎受伤后,当晚在医院里痛得死去活来,发高烧呼喊乱叫,“说什么?还是冲啊,杀呀,猛叫猛叫,不成话。那么多死人,我一辈子都没见过。敌人一天要冲八九次啊,冲锋。面对面地打,就像打不完一样,打了又有,打了又有。”


“上甘岭,我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我的战友死了那么多,这事情我是记得牢的,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死掉了。”


采访结束时,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认认真真地说道:“谢谢你们来问我这些事情,我是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三营八连三排八班的杜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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