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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高校广播台的缩影,我们的声音何时被听见

倾故2018-10-09 16:12:45

(关于浙江大学广播台的红歌事件,以及爆出的王若青老师性骚扰一事,

具体的事情发展请看朋友圈流传的备份,或者点击后文的阅读原文,此处不再赘述)


在夜幕降临的紫金港校区,又重新见到了很多曾经因为热爱而奋斗于此的广播人。

在采访那些已经退出广播台的成员时,有人戏言道“这其实已经不管我们的事了”。这样的戏谑的语句有着一丁点调侃的意味,但是我能察觉的到,它更多的是作为过来的人的一种无奈和愤怒。


面对今日刷爆各大平台,沸沸扬扬的浙大广播台红歌事件,一个曾在往届广播台担任最高学生职务的人,难度坦诚的剖露心声——

“我其实并不赞同玉泉校区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毕竟是家丑,总不好让人看笑话。”

她顿了一顿,继续接着说:“但今天我发现,如果永远不说,那么这样的事情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



壹 • 他来了,我们走


Hawking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学校的广播台,是在2013年的五月份。

在尚未褪去高中稚嫩的他眼里,广播台是一个非常光鲜的学生组织。“非常和谐,充满朝气”他形容道。而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广播台成员,在回忆起那一段啼笑怒骂的青春岁月时,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温暖”和“家”。


“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广播台是什么样的,但对我们来说那真的是大学一进来的一个家,一个特别温暖充满回忆和趣味的归宿。”


对于每一个广播人来说,都算是离家别友求学于此。空荡荡的校园和陌生的脸庞,能拥有一方不大的空间,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工作学习盒饭聊天嬉笑,还有一只很大的布熊玩偶躺在长椅上伴夜幕迟归的人。

你不难想象出现在这里曾拥有多少,独属于青春的梦想和故事。


当时的负责广播台的潘怡蒙老师,是一位较为年轻的女老师。据当时在台里工作的学生说,潘老师给予了学生很大的发挥空间,允许他们改革节目,不断创新,并且坚守着对于艺术的追求。虽然说校广播电视台隶属于学校党委,但是它始终是一个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团队,年轻人的广播梦与思维的碰撞下,留下了无数优秀的节目,以一种炫目的方式继续“普通话大赛”的旅途,并且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即给每一个在浙求学的学子以电影票的优惠。


但是谁都没有料想到,随着潘老师的调离,新老师的上任,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广播台,竟无声无息的转向了一个仿佛更加“封闭黑暗”的角落。


在2013年的秋天,今日事件的主角王若青老师,从现已不存在的湖滨校区调任紫金港广播电视台,专门负责广播台的管理工作。新官上任一把火的他,对于当时“松散自由”的广播台表示不满,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第一个学期内,他接连推行了很多大型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五个校区广播台合并,统一归紫金港校区管理,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广播站都必须要听从他的指挥。


除了合并之外,还有一系列关于节目体制,学生勤工助学款项清算制度的改动。据老广播台成员回忆,在王若青到来之前,每个主播或者工作人员(如机务和记者)每个月都会有130-300元不等的工资,台长和部门负责人稍多,大约300。而之后的勤工助学款项,改为按照分钟,节目数量和质量发工放。一开始大家都并不在意着钱多钱少的变化。可是慢慢的,却发现不同的人之间会出现很明显金额差异,一些用心做节目的人拿到了很低的工资,而一些听话的同学工资很高。“这是变着法子的党同伐异,打击不听话的人。”还有一些暗地里反映“王若青老师挪用学生的工资”的资讯不断地流传,却没有人能够给出明晰的结果。


一位早已毕业的11级广播台许同学回忆称,王若青老师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完全打破了广播台团结,并且扭转了当时良好的发展势头。“他把部门打乱,架空领导层,事无巨细直接和学弟学妹们沟通,经常搬出党政来恐吓大家。然后嘴上不离,广播台就是党的喉舌。然而实际上这与党无关,纯粹是他个人想要掌控权利的借口。” 还有令人反感的“性骚扰”事件,据12级广播台相关人士称,一回想起四十多岁的老师每晚发送红唇与晚安,就浑身作呕。直到女生向辅导员求助,并且明确警告这类行为,才有所好转。


作为老师,王若青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开会。当时分散在五个校区的广播台负责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全体会议”,都不得听从安排来回奔波。当时的一批广播台负责人,都有尝试着去跟老师沟通,但是无论是理性交流或忍无可忍的直接争吵,都始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而就是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有些摸不清头脑的改革,还有王若青老师和学生之间无法进行良好沟通,让当时的广播台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退台事件。


在2013年下半年还没完全过去的时候,有一部分广播台的骨干成员,因为无法忍受老师的“独裁”,选择退出了这一个曾经称作“家”的地方。


许同学也属于当时骨干成员中的一员,“还是那句话你学生拧不过他,我们当时也想带着台胞们一起退台,但是他分化大家嘛,区别对待嘛,什么肮脏手段都有,许你未来当台长什么的,有些人就愿意跟着他,所以最后还是一个选择问题。大家也真的是情到真处,愤而发,他的许多言行让人觉得不配被人叫一声老师。” 而在退出了这个组织之后,她每回到紫金港,都觉得充满了厌恶和无奈。



貳 • 不是不愿沟通,是根本无法沟通


在10月25日广为传播的聊天截图中,可以很清晰的洞察到老师的沟通方式,从单纯的节目质疑被他带上了“政治素养太低”和“缺乏求是精神”的高帽,群内自由的聊天环境仿若回到了很多年前的批斗现场,连“禁言”也可以变成一种控制舆论的方式。


“我们怎么会遇到这样的老师呢?”广播台的一名前新闻主播Candy叹气道,她早在上学期和其他一大批广播台成员一起,离开了这个被他们称为“唯一归属”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指出,该同学质疑的方式太过于粗暴和愚蠢,才会导致沟通效率的低下和事态的急速恶化。对于这样的评价,无论是已退出广播台的前成员,还是当下仍然在台里工作的主播,都表示无奈。“这不是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的事情,评论的人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王若青)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上学期刚离开广播台不久的主播Candy说,“你要是明白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就会知道我们实在是太惨了。”


此时她旁边的另外一位主播补充着,“我们何尝不想好好沟通解决问题呢?可是三年时间一共有六届学生跟他打过交道,从没来没有人能够跟他正常的平等交流。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从学生们的描述中,王若青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教师,常年穿着一身黄色衣服坐在电脑前,笑呵呵的样子。而这样貌似慈祥的面孔,给他带来的外号是急剧讽刺意义的“笑面虎”。


绝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学生们表示,自己第一次听闻王若青老师的名声,往往来自于学长学姐的叮嘱“不要接触那个老师”。而当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自己开始真正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潜规则时,又会在下一场纳新活动中转达给小鲜肉们。他们希望广播台能够重新变得纯粹,新招的小鲜肉能够更加关心节目质量。但是事与愿违,王若青老师习惯性的忽略小组负责人,直接去跟主播交流,所带来的是施加给主播们巨大的心理压力,还有管理杠杆的增长与无序化。


这样一次大规模引起讨论的“红歌扰民”事件,有一些很委屈的广播台成员表示,他们其实事后理解了老师在红军长征80周年播放红歌的事实,但是却无法理解老师在其中面对意见的态度。长期与王若青老师的相处,让他们明白这样的”独裁“统治之下,学生的观点根本没有人理会,“我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需要主导什么。我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我们的意见能够得到重视”,Candy表态。




參 •  “我们爱党爱国,就是不爱王若青”


在谈及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王若青老师对于广播台的定位和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并不是拒绝去完成学校和党布置的工作,但只是想要更有人情味一点。”前广播台新闻负责人表示,来到广播台选择新闻报道的初衷,很大一部分在于她们内心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促使学校事务变的更好。“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但是从王若青老师的平日言谈中,可以发现他对于广播台的描述,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阶级色彩,就像是上个世纪的话语口号让人有些心惊。他认为广播台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特殊存在,是党和学校的发声工具和“喉舌”,也常对学生们说“在广播台内,学生是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观点并随意对外播出的。”


与此同时, 王老师经常将“政治正确”挂在嘴边,对于敏感的新闻节目选题而直接大骂,除了评论之外,删过的新闻节目不计其数。而这样直接删除制作好的节目,就往往导致广播台放空窗,不得不仍由老师随意播放他们喜欢的音乐。


“他几乎什么都插手,把我们当作他的员工使唤,从来都不是学生。”Candy表示,自己在广播台的时间内,一周上班时间五天内,至少有四天时间可以收到老师的窗口抖动信息,并且还会无节制的上课给她打电话,只是为了强调节目制作中,在她看来完全无意义的形式。


谈论到曾经被枪毙的选题,前新闻组的负责人表示异常的苦恼。今年的五六月份是所谓的敏感新闻高发期,从人文社科的新生被迫搬校区,到小龟的禁用和牌照问题,从西溪校区的女厕所事件到大环境G20带来的高度压迫。而在这期间,因为对于事件本身不一样的态度,学生与老师之间产生过很多次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甚至升级成了来自于宣传部的处罚。在一期关于“大一人文社科新生也需要提前搬去西溪”的话题讨论中,因为话语在传递过程中造成了理解偏差,使得学工部向宣传部投诉,促使王若青针对这件事情,批评学生说“太敏感的问题不能出现在广播上,像是在煽动群体。”并要求学生写检讨,表明自己应该坚持做积极的舆论引导。


因为不能做有关敏感话题的报道,那么新闻组的主题就慢慢变成了“开学季 ”“创业”,“G20”,“寝室熄灯”等与学生公共利益日益无关且不痛不痒的话题。


很多人指出近年来广播台节目质量的下降,除了一些客观的因素来说,不得不承认政治的敏感性和学校的排他性,对节目的内容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爱党也爱国,就是不爱王若青。”一位同样来自前新闻部的记者说。



肆 • 大动乱之后的广播台


“王若青就是认为反正有人替他做事,他不怕你的离开。你看广播台今天依旧在播放节目,所以他肆无忌惮。我们就是他成功的先例。” 这句话描述的,是上个学期期末发生的另一次集体退台事件。


事情发生在2016年6、7月份,王若青等及其他老师在经历了一系列敏感的事件后,在未与任何人的商议下,突然推出了一份“续聘表格”,并且要求所有的广播台成员想要继续在台里工作,就必须重新上交申请表格。而伴随着这份表格的,是“拥有高度政治觉悟“等有关需求。这在很多老广播人员看来,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尊重,专制和行政化,以至于抵制续约,造成了这第二次的集体退台行为。


让人惊异的是,在一所大学不起眼的的校园广播站内,在一名老师调职内的短短三年时间,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学生集体退台事件,昔日的广播人愤怒的甩手离去,留下的是更加极权,保守和不可理喻的校园广播台。


将“政治正确”常挂嘴边的王若青,却让人很惊讶的将所谓的学生制度化管理批评为“官僚主义作风”。他不止一次的在各大场合宣称,所谓学生台长,各组负责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官僚化运作。而在这样的一次大规模退台之后,广播台的管理模式变成了由他和其他老师主导的直接负责任制。


现在的广播台,甚至都没有了像以往一样工作自习聊天开会的公共空间,常年使用的月牙楼六楼的最左侧尽头的教室,早已将学生隔绝在外,“现在我们去录节目,得严格遵守填单申、借钥匙和还钥匙的流程。开会甚至都要很可怜的找电视台借玻璃房,不然没有地点可以使用。”少数几个在集体退台中,最终留在广播台的同学说道。


节目从这个学期开始时间阉割了一半,节目也常常遭遇老师的批判,却不给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以至于前三周大多都是空播音乐。播放音乐的老师,时常抱怨学生们的音乐欣赏能力太差,然后每日重复的播放着伟光正的红歌,却被投诉扰民。


这一次的红歌事件,也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偶然的冲突行为,而是内部尖锐矛盾的一次偶然外露。纵使旁观者清,却同样旁观者无法感受到所谓身处其中的痛楚。沉默了一小会,有人开口回答说:“你只需要知道上一次是内部矛盾激化,而这一次红歌只不过是转到了外部”。实际上正如他们所说,所谓退台,是一种师生之间,学生诉求与舆论掌控之间矛盾的积累,最终达到了一种无法消解的困难局面。


当提及他们在任时最心酸的事情,这样一群集体退台的愤怒的年轻学生们,也变的略微伤感起来。“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欢送12级的学长学姐离开,不明不白间欢送会也取消了。还有一次今年的春游活动,我们大家自费去舟山,有已经不在台里的前辈们想要一起去,却被老师嘲讽’如果你这么热情好客,为什么不花钱自己包车请他们去呢?’,可是对比之下电视台的欢送会如期举行,他们的春游也办得很好,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传统吗?”


Hawking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接受着来自于手机上无数群体和个人发来的慰问消息,不得不摇着头苦笑道“我们的节目曾经做了多少互动都没人关注,但是今天的一个丑闻却让大家都记住了广播台。很心酸。”


在浙江大学的学生论坛cc98上,到现在还存在着老浙大人对于广播的动人回忆。

有一个细节也始终在广播台中传播着,那就是在很久以前的广播节目,都会以一首张震岳的《再见》,与听众们告别。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作为新闻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文章,这是一篇缺乏了关键声音的报道,

比如说没有王若青老师的陈述。


它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近日的红歌事件,

而是通过对三年历程中经历的五、六届学生的采访,

刻画一个独特而鲜明的王若青印象;

更何况,我也曾是广播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新闻事实的笔,

去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以求正视,而非删除和逃避。

此文大约为该系列的第一篇,我会尽我所能保留那一点表达意见的空间,

也望贵人不无故举报,我也定死磕着不删除。

只求改变一点可好,为我们热爱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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