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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文学的步履中

左岸风2018-10-28 14:28:05

     作者简介:赵新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知青,退休前在原忻州地区药材公司工作,热爱文学,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小说、散文散见于报刊杂志,现刊出其2015年的一篇文章,回忆其写作历程中的一些杂感。


   

 风吹过,一路花香

          我有一个蓝塑料皮的厚本本,记着一段段毛坯式的短文,多则二三百字,少则几十字。这是我亲身遇到或感受到有意思的事儿便随手写下来,我称之细节素描,幻想着有朝一日这些细节的描述能塞到我的长篇巨著中,我信奉情节可以编造细节却要真实的说法。看来有些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并不是像有些人酒后长叹;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著名作家杨茂林有一出名的短篇《酒醉方醒》,我呢,应该唤作“六旬方识己”。翻看着一段段文字的记叙,脑海里闪烁着一幅幅的画面,为自己的幼稚好笑,突然我意识到本本上记载着数量可观的和编辑会面情景的描述,从头看来简直就是我个人的写作史,倘若把这些场景返璞归真,岂不也有趣。 

   首次文学大餐

 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无论写啥不写年份只写月、日,时间长了,只记得大概。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我接到大队的通知到县招待所开创作会,是书记亲自告诉我的,他脸上有亲切的笑容。按照惯例不是大队喇叭吆喝就是通讯员通知。

     忻县招待所在文化馆旁边一条巷子的深处,几排平房,房子有些陈旧了不知以前是干啥用的?一间十几张床位的大屋,几十位业余作者坐在床边或在床上正襟盘膝,聆听一位资深编辑讲写作技巧:三突出就是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陪衬嘛就是落后人物陪衬进步人物,反面人物陪衬正面人物,总之一切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果是在舞台就要灯光、道具、音乐甚至每个人站的位置都要服从一号人物,例如……这位老师引经据典讲的头上冒汗红光满面,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大手向听得入迷的小伙、姑娘一挥,朗声说道: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和土坷垃打交道怎么了?好,好得很。农村是课堂,农民是老师,你们就生活在宝藏之中,几年以后新的创业史,艳阳天就会在你们手中产生。听课的小年轻眼睛放光,脸色红润,挽袖曲腿,大有回家就写出长篇巨著之势。

      开餐了!哇,满满的一桌菜,过年都没见过的菜,一个后生惊呼:兔子!抄起筷子就奔中间的大盘扎了下去。啊,后生惨叫着捂着嘴痛苦的脸都扭曲了。我心中暗笑:鱼都不识,岂能会吃?等这后生把嘴里的刺去掉,桌上的菜空了一半,没有人再敢朝鱼下筷子,当然我除外。唉,山里人可怜呐。

      七天的创作会结束,会议管理人员通知我去领钱,咦?不交饭钱还给钱?啥钱?误工补贴,大概是一天八角钱,回去交给队里,队上给记一个工。好,这搞创作就是好哇.不用下地,不用受苦,吃好的,还有钱。几个农村小伙姑娘把钱装进兜里,嘴都咧开了,这个说买盐,那个说买榆皮面,一个圆头圆脸的姑娘一脸的矫羞:俺买雪花膏,香胰子。说完还朝讲课的老师飞了个媚眼。我傻傻的问他们:为啥不交队里买工?他们笑了:你是傻子呀?一个工一毛五,拿八角钱去买一个工?

    二十年后,街上偶遇当年参会的小后生,他抱怨:怎么越写越不会写了?以前每年都发两三个短篇,隔二年还能发个中篇,现在屁也没有了,编辑良心大大地坏了。

    够仗义;木材可惜了

 这个标题是我两段素描最少的文字,却值得一写,他们在我脑海里依然栩栩如生,至今还记得的事总有道理。先说够仗义:应该是七六年以后的事了,休息日,我闲着无事沿大街闲走,走到新盖的县招待所,看见墙上贴着创作会报到处的字样。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怀念,看看日期会议开了两天,便信步走了进去,昔日的老文友还有多少?自打工作以来县创作会便不再让我参加了,因为我成了区级单位的人。其实自第一次创作会以来每年都要开两三次笔会,有区级的也有省级的,我记得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省创作会,马峰,西戎,孙谦,胡正都来了,西戎胡正穿着西服,马峰和孙谦是中山装,省里的官员来的是刘江,当然创作会的内容也早已改成了山药蛋派的研究和写作技巧的探索,有时省里的大编辑大作家还要现场改稿定稿。今天会有谁在场哪?

 还未进会议室就听到了杨茂林老师的大嗓门:今天我穿的啥?喇叭裤!这叫什么?抛弃旧观念,敢于和新潮流比高低,创作也是一样,要有新思想,新理念……老杨看见我走进来,点点头,指了指身后的一个空位子,我坐下又递给我厚厚的一叠文稿,我看看封面,写着中篇小说几个字题目记不得了,我看看开头又看看结尾,中间翻了几页,感觉语言不像是小说语言,有多处通讯报道的痕迹。就把这文稿合上又轻轻放在桌上,听老杨讲课……修改文章就像给果树剪枝,要舍得剪,要舍得锯,你舍不得剪,满树枝叶茂盛倒是好看,秋天结不了几个果子,那怎样修剪呢……休息时我站在门口,等着和老杨告别,这时走来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问道:“你刚才看的小说怎么样?”“不怎样,不是小说的语言。”谁想到这位男士突然变了脸:“你是谁?敢说我的小说不行?从哪儿钻出来你这么棵葱?”天!开了这么多次创作会头一次碰上这样的,我刚要反唇相讥,耳边一声低沉的吼:你说什么?竟敢这样对待给你提意见的同志?!要是有人给我老杨的作品提意见,我先要感谢他,衷心地感谢他,哪怕是一个扫地工,一个钉鞋匠,更何况是一个老作者,记住,在创作会上没有职位高低之分,只有爱好文学的朋友,给你提意见者是最关心你的人。我看看老杨,他的脸越发黑了。这时,只听门外有人喊:书记,走了。这位先生脸红一阵白一阵连声应着。突然,他向我伸出一只手:“谢谢,刚才多有冒犯,别介意。”喔,不愧是个书记。我拉着他的手笑着说:“没关系,我也是门外汉,以后多交流。”他又向老杨点点头转身走了。从此再未见到这位先生,他放弃文学的追求不知是否和我有关?我还真有几分歉疚。

    再说说木材可惜了这幅素描的来历。八十年代初期我连着发了几篇纪实文学,这几篇纪实文学主要是下属单位,我在下乡过程中看见有趣的事儿或个性有特色的人就写上一篇,基层不把你这个小兵放在眼里,不会装模做样,给我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发表后反应还可以,主要是群众还爱看,这就行了。领导也曾暗示过:本公司职工吗还是多报道公司的好事,我没理这个茬儿。没多久全省行业通讯报道会议在忻州召开,公司二十余人参加我榜上无名,全省行业大概就是我一个作家头衔,这未免有些……我意识到这是领导传递的信息,怎么办?豆腐块不想写,报告文学之类的我不想涉及本单位,以免遭到御用文人之名。如果在全国发行的行业报纸登上一篇县级公司的重磅文章,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作为分公司领导肯定喜形于色。于是我利用回北京的机会,找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收发室里有几个小年轻摆弄着一捆捆的报纸,看我进来,一个小伙子问:什么事?我写了篇纪实文学想让你们看看。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摇摇头,小伙子说:我们不懂,你到最里边那个家去看看。

  我敲敲那黑红色的高档木门,请进。呵,靠墙一排真皮沙发,宽大的老板写字台。比南华门东四条总编的办公室豪华多了。我拿出一叠文稿递给坐在写字台后的一个四十多岁男子:这是我给咱一个基层药材公司写的纪实文学,请您看看。我拿的这篇文章是省杂志发表过的,主编还在一次创作会上点名夸赞:不落俗套,文字活泼。我重抄一遍就是想让这里的编辑挑不出毛病。这位先生翻了翻,抬起头,灰色的眼镜片对着我:恕我直言,你这篇三千字的文章有三十个字就可以了,某某县公司通过技术改革完成了什么样的项目创新,提高效率多少倍?增加利润百分之几就可以了。你写的这文章算什么?通讯不是通讯,报道不是报道,消息不是消息,只能算作三不像。我盯着那泛着油花的嘴唇,吃惊的楞住了,这是全国发行报纸主编?看我发愣,这位先生更加得意大谈新闻报道的几大要素,最后说,回去和公司通讯员好好学习,从准确地写一句话开始锻炼。我无语了,真的无语了。在出大门的走廊,我看见一堆堆的报纸和印刷精美的宣传品,这些纸张都很好,木材,我们的木材,树林,我们的树林太可惜了。

         把笔封起来很难

     说句实话,国家对我们这些草根作者花的力气金钱实在不少,一年几次的创作会不说,文革结束后办的读书会就用了半年的时间。著名作家、大编辑轮番讲课,李国涛讲红楼梦,几百字的段落脱口举例竟是一字不差。山大的著名教授姚奠中也亲自前来讲课,他满头银丝脸色红润,一身淡蓝色中山装,一张纸不看,一本书不拿,下了汽车径直走向讲台,拿起粉笔唐诗宋词诗经随便讲,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对今后诗歌的影响,今日的借鉴……真正是山青花香泉水流淌,我听的呆了,在场三十多人无一不泥偶一般。教授进了汽车,汽车发动了,众人才想起鼓掌海涛似的。省作协恨不得把大学四年文科一股脑儿塞进我们脑袋里,越学习我越底气不足,与之相比天地也。

        一位编辑曾和几个作者闲聊:一位木匠技术很好,他偏要去做石匠活儿,结果怎么样?大家可想而知,我和其他编辑不一样,什么文字不错,就是深度不够,立意还行结构还要推敲,其实这是害了一些人,实话实说有些人的基因很难写出高水平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我看看周围,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自然我的脸也有些发烧,我请这位编辑看过一部小中篇,自个儿是不是就是一些人……一个初中未毕业的想登一览群山小的文学殿堂岂不是开玩笑?我曾一度把稿纸,笔统统压在抽屉底层发誓不再玩爬格子游戏了。

     重新让我拿起笔是我去岢岚下乡,一位炊事员跟我说;你不是个写书的吗?俺们这里有个女子可是个好人。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隔了一天又有个仓库保管向我提起了这个女人,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向经理询问,经理翘着大拇指说了两个字:少有。当官的和老百姓都说好的人肯定不错。于是在经理陪同下找到了这个女人,我也感动了,同情善良的心气油然而生,于是一篇三千字的纪实文学写成了。写好之后我犯难了,我不是记者也不是受有关部门之邀,写的是真人真事,该把稿子给谁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找到忻州日报副刊部,忻州日报虽登过我几篇短文但是到副刊部却是第一次。一位秀美的女编辑接过了我的稿件看了看问,属实吗?属实,当然属实。好,你放下吧。十天后,全文在报纸上发表还配备了这位妇女和她收养的残疾女孩的照片,在忻州日报副刊发表这么长的纪实文学还不多见,更让我高兴的是这位妇女和他的孩子从此好运不断,中国红十字会免费为她收养的残疾女孩做了唇腭裂修补手术,大同专门收养残疾孤儿的学校向这个孩子伸出了温暖的手……这一切也许是巧合,也许是这篇文章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

     就这样我又拿起了笔,不期望惊世之作只想为美、为爱、善良、真诚,增添一片绿叶。不能登上山顶与白云共舞,就与山坡草滩星星般的小花作伴不也很好吗?

        长篇的路真的很长

         我手头有一长篇纪实文学,前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写成的。上半部写我童年、上学、文化大革命、插队、工作、退休、返京……有趣有些意义的事,写成之后我曾让一位朋友编辑看了,他说:写的可以有些段落很感人但是缺乏厚重感到有些薄。意见不错,这时父亲去世留下一部回忆录,我看了几遍又进行了查证,我意识到父亲给我留下了一大笔财富,父亲历经清朝末期、民国、新中国建立;他是清王爷后裔、国民党军官、革命大学的学生、建国后首批到农村的教师、右派……父亲的经历就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如果再把我的经历续上……我热血沸腾了,跑到新华书店一连看了几天的回忆录,感觉除了名人效应外,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可读性要强些,细节还是细节,我决定把父亲代表性的细节微型小说一样地写出来,看似独立其实项链一样贯通和我的回忆录相互渗透,体现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对国对历史对己都有利的事,热血沸腾,于是又拿出插队时披着棉被写小说的劲头,终于十六万字的纪实文学或者说回忆录写出来了。可随之烦恼困惑也来了……

        这个烫手的山药蛋该给谁哪?平民百姓的纪实文学谁会在乎?东华门南四条熟人倒不少,可他们有几个出自传的?你这不是找白眼吗?再说进出这个大院是以出版几部书论英雄,自个手无重器岂敢闯如此深宅大院?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到太原走一遭,就像到大医院治病,你要排队挂号、看门诊、做各种检查、住院,如人太多还要排队,住进病房再等做手术的日子,你要认识院长或外科主任可能直接就进病房了。

    到了南华门东四条南口,我心又怂了,从南口进东口出来,复走到南口心想碰上燕治国就跟着到大院去了,没有,谁也没碰到,又走第三趟如果能碰上段崇轩就好了,谁也没碰到。天不让我在此,不必牵强。现在细细想来就是一个原因:脸皮薄,怕看见对方无可奈何的笑。怕听对方说:老哥呀,消消停停在家养闲多好,我是身不由己。算了吧,出版社、编辑部有的是,只不过花几个电话费、几张邮票而已。他们又不知道赵某何许人?几年过去,我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老同学就此稿交换意见,收益非浅,择几段让大家听听:

“您的信收到了,是总编转给我的,我去外地了,误了两个月不好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两个普通人的遭遇,这样吧,您给我发几段过来看看再联系,记住不要全发过来。”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只不过是碰运气而已全没想到会给我回电话还是个好结果。听声音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也可能是大学刚毕业。我声音颤抖着连说了几个好。几天后电话里又传来了那姑娘清脆好听的声音:“赵先生吗?您那几段我看过了,写的很好,我也喜欢这样的文字,请问,您有赞助单位吗?”

 单位已经很多年没有奖金了,岂能给你?自个掏腰包?老婆还骑着十几年的旧车子,我只好嗫嚅着说;“我一个平民老百姓上哪儿找赞助去?”“那就对不起了,这是领导规定,不过我给你个电话号码试试,他们那儿没这个规定,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谢谢,我知道。”知道个啥?只是感到出版这一亩三分地并不像湖水蓝的那么可爱。我拨通了姑娘给的电话号码,刚说了一半,对方拿捏着嗓子说,“贵姓?”我说,“免贵,姓赵。”嗷,对方踩鸡脖子般地叫了一声,电话里传来几个女孩子吃吃的笑声,我知道这是碰上了吃饱拿你开心的赖小子,果然,电话里故作惊喜地叫到:“赵忠祥?你是赵忠祥?”我是你大爷!我狠狠地挂上电话。

   如此三番,我就像屡买彩票屡不中的傻小子,搞得灰头丧气。一日和一个多年没见的外地文友偶遇,这位文友在一家大公司搞个内部通讯之类的杂志。两杯酒下肚,我把这段子讲给他听,他笑了:正常,我估计这小子是跑腿受苦有他,油水没有,你说他不拿你开涮拿谁开涮?就说我吧,编个内部刊物容易?找资料、编排、跑印刷厂,什么都干,结果啥也没有,要著作没著作,房没有,车没有,你那稿子不用看,听你一说就知道是昨回事?你犯了两个错误,一、小人物写大题材,没人尿,二、没有迎合现在人的喜好,你有床上戏吗?你有三个四个的多角恋爱吗?你有凶杀吗?没有,肯定没有,你的题材决定没这些乱七八糟,可你让读者看什么?别看你写的东西比我多,你知道出书的规矩吗?告诉你专门有干这个的书商,给你几万块钱,你把稿子给他,跟你没关系,由他包装,赚几十万赔四五万跟你没关系,要不就是自费出书,给出版社一笔钱给你几百本书,你自个儿卖去!你卖的了吗?当官的有人出赞助费还能卖掉书,你行?有抢着给你出书不要钱的,那是大名人,大作家,你够格?一席话说的我哑口无言。

    说千道万,自写完这鸡肋样的纪实文学还没和正儿八经的出版社的编辑面对面交流,我决心利用回北京机会到出版社走一遭。转眼已是二零一零年开始了,我到了一家正统出版社,一楼是书店,二楼走廊堆得也是书,我看见了一个房间开着门,一个大约四十左右男子在写东西,我探头问道;请问,我写了个长篇,想请你们看看,该给谁?那位男人手一指:倒数第三个门。

  这个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敲敲推开门,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看一摞文稿,我轻轻地把装小说的文件袋放在桌角说:这是我写的长篇,请您看看。女编辑扫了眼文件袋,目光盯着我很清晰很慢甚至有几分亲切地说:免费看稿,请到编辑部改稿,管吃、管住、编辑白天黑夜陪上、结构调整字词修改、出了书拿稿费、一夜成名的时代……说到这里这位女编辑口气一转,手一挥:一去不复返了!

   短短的两分钟时间,我的脑子像飞快转动的车轮;这位编辑怎么了?无仇无怨如此敲打?你是编辑我是作者,看也罢不看也罢何苦如此?想到这儿气往上撞,准备给她两句甩袖走人,还能报警不成?词儿想好了,话也到嘴边了,猛然看到这位女编辑发根已是花白,脸上的神情居然有几分敬一丹相似,我的心打了一个滚:也许这位女编辑有啥不顺心的事?也许她对曾出版过的书有看法?也许经她培养的作者伤害了她……她能向领导挑战吗?她能和同事分个青红皂白吗?她能和顶尖作者坦诚交往吗?不太可能,只有向我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小作者敞开心扉。看我沉默不语,女编辑似乎心软了:“把稿子放下吧。"“谢谢,我想再改改。”轻轻地带上门,关门的瞬间我又看了看女编辑,她也正在看我,神情有几分歉疚。是个好人。

 出了大门一阵风吹过竟然有股山野花香,如此大城市、如此喧嚣的街道哪来的如此清香?闻香望去,一株高大的杏树在不远处的院子里,大概是无人修剪,也是想突破围墙高楼对它的围困,六层高的楼房树梢已超过五层,树冠雪花一般,这么高大的杏树在园子里是绝对看不到的,看着这棵杏树,嗅着阵阵花香,我猛然如醍醐灌顶,书确实没有写完,儿子还未写,他的一生应该比我精彩,比他爷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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