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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越南佬唔没嗮意见!8名肇庆老兵真英勇!指到边打到边!真犀利!

肇庆之星2019-07-12 16: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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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料有奖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37周年纪念日,特意贴上一篇两年前的旧作,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不忘那些为国付出鲜血和汗水的老兵们!

2014年二月和三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子。三十五年前的今天,中国刚刚走出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拖到频临崩溃险境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正处于亟待休养生息和稳定发展的非常时期,可是,在中国人民不惜民族牺牲全力援助下刚在1975年取得南北统一的越南,却在当时的苏联支持下发动了侵柬战争,并且公开同血肉恩人的中国反目,接二连三地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陈兵和越境制造事端。在越南小丑日益嚣张的反华挑衅面前,中国政府和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愤然发起了这场打出国门的自卫反击作战。

战争打响第二天的1979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越南当局依仗苏联的支持,一意孤行,在中越边界的挑衅和侵略,规模越来越大。事实证明,同越南当局打交道,委曲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反被认为可欺,呼吁、规劝、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

据军史记载:自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分别由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方向作战由临时调任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广西方向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以及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近56万兵力的部队,在正面宽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攻击,越军以6个步兵师、16个地方团及4个炮兵团,总兵力约10多万人应战。

接受采访的参战老兵(左起):曹伟强、莫桂才、梁汉新、黄国伟、黎炳超、何建宁、梁树娇、刘建华。

而在参加作战的中国陆军42军和55军的行列里,有大概500多位从肇庆各地参军入伍的战士,他们也和几十万战友一起,投身于这场保卫边疆安宁的浴血奋战,一些人还牺牲在南国的崇山峻岭中。55军163师、165师等部队都有比较多从肇庆各地参军的战士,跟随部队出境参加过作战。而其他的一些肇庆儿女,也参加过边境线附近的一系列作战行动。

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55军的165师入越作战历时24天,突破正面6公里、纵深24公里的地域,先后攻占了549高地、伯良、班庄、438高地、339高地、555高地、520高地、559高地、坤来西南侧长形高地、627高地和413高地等要点。歼敌第3师12团大部、327师42团和337师52团各一部、193和201公安屯全部,共歼敌3410名,其中毙敌3162名、伤敌94名、俘敌154名。165师自身战斗减员约1800人,损失各种枪427支(挺)、各种火炮19门。

弹指一挥间,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三十五周年前夕,我有幸采访到当年从肇庆地区参军又出境参战的一些老兵,听他们回忆这场三十五年前的南国烽烟,听他们笑谈痛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战斗故事,听他们抒发当年不惜为国流血牺牲的豪情壮志。

“难忘的1979年2月17日”

(魏毅麟,1956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团直一OO迫击炮连班长,1984年转业,现在肇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当年在战场上的魏毅麟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1979年2月那段经历!

有机会参加了一场保卫祖国边疆安宁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经历一场战争的考验,至今回想起来,很多场景历历在目,恍惚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记得是在1978年底的一个深夜,我们连长接到团部的命令前去开会,连长回来后便立即召开连队干部的紧急会议,传达团司令部的命令:“我们部队即将开拔广西边境前线,各连队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天晚上,全连虽然到熄灯号响了,连队干部还在和每个战士一对一进行谈话,要求大家做好打仗的思想准备,全连很快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我们部队便以拉练的形式开拔前往广西龙州地区边界。

当时,我们连队大部分的战斗班里,除了正、副班长是76年或77年入伍的老兵以外,大部分战士都是78年底才入伍的新兵,这些新兵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思想素质等,都是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同时,部队官兵对于战争的认识普遍都很陌生,临战前的思想紧张情绪也是很普遍的,有畏惧的甚至怕死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因此,部队到广西边界后,便立即开展为期两个月紧张艰苦的应急训练和战前思想动员。尤其是战前思想动员:一方面严肃战场纪律,重申当逃兵将会执行战场纪律;另一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揭露越南军队杀害我国边民,侵占我国边境,骚扰中国边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尤其是越南人叫嚣:“打过三十年仗的军队不怕三十年没打过仗的军队”等等,激励大家在战场上“要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多消灭敌人!为了祖国的安宁,宁愿牺牲性命!绝不当逃兵!”由于部队做好了充分的打仗前准备工作,战前的动员也很有成效,我们连队没有出现一个临战退缩的懦夫,我们全体肇庆籍战友也没有一个“做衰仔”。

1979年2月16日傍晚,我们连队悄悄地进入进攻阵地,在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情况下,我和我们连队的战友们紧张地构筑工事和准备弹药,大家有条不紊地做好各种开战前的准备工作。

2月17日清晨六点二十五分,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中越边境线上万炮齐轰,正式打响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我们一00炮连也和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紧张的火炮射击,对预先侦察设定的越军目标进行猛烈炮击。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我们也不知道连续打了多少发炮弹,迫击炮由于连续射击后坐力的作用,一米多长的炮管陷进了地面二十多公分,整个炮管的下半部分都打得通红滚烫!炮击停止后,随着出击的命令,我们迅速用垫布扛起炮管,提起炮架和座板,伴随步兵往越南境内开进。

2月17号我们在越南境内的一条公路旁驻守了一天一夜,为前方的步兵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在驻守的这一天中,由于我们部队是第一次作战,经验不足,前方的步兵在往前推进时受到越军的顽强抵抗,伤亡很大,不少的死伤战友源源不断下撤从我们炮阵地经过,这时终于使我们真正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当时的场面对我们非常震撼,也很紧张,这就是打仗!同时,也为战友的伤亡感到气愤和难过,更激发了我们要报仇雪恨消灭越军的士气。由于前方的步兵在往前推进时受阻,第二天早上我们连队就撤回了国境内,第三天2月19号我们再次出境作战,直到3月11号我们才从谅山外围撤军回国,总共在越南进行作战20多天。

初次作战,没有经验,大家精神高度紧张,也闹出过笑话来。一天晚上十点多,我们连队进入了一个半山坡构筑阵地,那天晚上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经过紧张的土工作业,终于构筑好炮阵地和挖好了藏身的猫耳洞以后,我让我们班的战友先去休息,我来站第一班岗。谁知不多久,就听见山坡下草丛里响起“哗哗”的拨草声,而且声音一直向我们逼近。难道是越南“特工队”来偷袭我们?我不禁紧张起来,悄悄地打开冲锋枪的保险,还把两颗手榴弹拧开了盖子,随时准备射击,然而,响声从山坡下离我越来越近,我趴在掩体端着冲锋枪紧张地等待着,心想我在暗处你在明处,你摸上来,说明你没看见我,到时我再开枪也来得及。声音慢慢到了跟前,哈哈!竟然有两只牛角从战壕前边升起,探出个牛头!嘿!竟然是一群越南人的水牛,我暗暗吁了一口气,捡起一块土块扔过去,把它赶离了我面前的阵地。

但是,由于水牛被我赶到别的班阵地前,他们不知道是水牛,也以为是越南“特工队”偷袭,其它班的一个战士向“特工队”开枪了,这样,便引来全连各班(除我们班外)的战友一起向“特工队”开枪射击,枪声响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后,大家一看傻了眼:遍地都是死伤的水牛,大家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只好把死了的水牛掩埋掉。

中央军委下达了3月5号撤军的命令,在撤军前的3月4日早上,我们部队再次向谅山发起了总攻,当时,我们连队进入炮阵地后,立即向指定的目标进行射击。当我们的炮弹已经打完后,连长说要请示上级是否可以转移,但是,指导员感觉到不对路,因为我们所在的炮阵地是一片开阔地,四周是高山松林,又是敌占区,其中就隐藏着不少的越军及其火炮,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因此,指导员果断地坚持边走边请示上级,让连队马上转移。果然,我们刚刚离开炮阵地,敌人的炮火就打了过来,并且一直追着我们连队在转移路上猛烈炮击,当时不少爆炸的炮弹打得离我们非常近,非常危险,好在及时转移,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出国作战中最惊险的一次。

我们连队在3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接到撤退命令,终于听到了可以撤军回国,我们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们终于能凯旋回国了,紧张的是担心越南军队知道我们撤退,会对我们进行反扑。当时,我们炮兵与步兵战友是相互掩护交替后撤的。在黑夜里又不能开车灯,汽车驾驶兵竟然在满地炮弹坑的路上跑得飞快,居然也没有出事。回到国境时,我们部队的大口径加榴炮用猛烈的炮火掩护我们撤军,要是在平时,大家都要掩耳防护震天动地的大炮响声,但是,当时大家都感觉好象没听到一样,感觉是那样的亲切,同时,更感觉到祖国的空气真是新鲜啊!心情特别愉悦!

出国作战20多天,由于部队领导指挥得当,我们连队竟然没有牺牲一个人!而且有效地消灭了数量众多的越军,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步兵战友提供了有力的炮火支援,战后我们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被广州军区授予“指到哪打到哪”的光荣称号,我们班也荣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并在战争环境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和平年代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战争,经历过一场血与火的历炼,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人生经历,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现在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总感觉到:面对死亡的战争环境我都走过来了,这点困难和问题又算什么呢?!

“我是493团第一个立功的”

(梁树娇,1955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3团一营班长,1986年转业,现在赋闲在家。)

梁树娇1983年获得的“神枪手”证章,整个55军的第一名。

1979年2月18日晚上七八点左右,这是出国作战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龙会西侧无名高地隔着一片洼地和公路,与438高地的越军对峙。营部这时召集班长以上骨干开了个小会,布置派出部队接应白天被打散但是已经用步话机联络上的八连,营部命令我们连长、副连长带领四个班去执行这项任务,一班和九班负责接近敌人阵地接回八连的战友,五班和八班负责进行火力掩护,我当时是八班的班长。

八点多钟,我们四个班就开始分头向无名高地下运动了,我们下到公路边的时候,发现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觉得很奇怪,但是经过搜索没有发现车上有人,于是继续前进。忽然看见一个越南男人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过来,我们迅速冲上去抓捕了他,低声对他进行审讯,也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假装的(越南人尤其是靠近中越边境的边民其实绝大多数都懂中国话的),反正一副茫然摇头的表情,为了不影响我们下一步的战斗行动,我们就把他捆在路边的大树上。谁知过了一会,又有一个越南女人带着三个小孩走了过来,我们也如法炮制,照样把她们抓住捆在大树上,以免她们进入战场被误伤。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预定的火力掩护地点,这是一条窄窄的沙土公路,大约也就七八米宽,路基只有半米高左右,公路的旁边就是水沟,我们八班和五班分别在公路两边的草丛趴下,路基很浅,我们的脚已经一下子伸到水沟的烂泥里了。

埋伏下来不一会儿,我竟然发现在我们侧后方向沿着公路来了一大群人,而且是完全毫无防备地谈笑而来的,听说话声音就知道是越南人,有男有女还有武器的撞击声,估计是从同登方向被我军打散后退下来的。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敌情,我派人迅速通知五班翻过公路撤回我们这边,避免两边夹击对射造成枪弹误伤,并且要求他们,要等敌人完全进入我们面前,我在最后位置开枪了才一齐开火。

一大群敌人毫无防备地从我们面前拖拖沓沓地走过,我们趴在离他们只有三四米远的路边草丛中,他们竟然毫无察觉,我暗中一个一个地点数,谁知数到四十多人差不多快过完的时候,五班那边忽然开枪了!枪声一响,我迅速蹲起端着冲锋枪向面前近在咫尺的敌人横扫,战友们也一起操枪猛射,在连续的扫射中我很快打完了两个弹夹,不一会儿公路上的敌人就全部倒下了,听声音有两三个跑向公路那边的稻田,我循声扔过去两颗手榴弹,但是估计还是有敌人逃脱了。

不到几分钟就打了个歼敌四十多人的遭遇战,这时一班和九班也已经接回了八连的官兵,我们在黑暗中来不及打扫和清点战场,就迅速地往自己占领的无名高地撤,经过那辆吉普车的时候,我往车里扔了颗手榴弹,把车辆炸毁了。

这时候五班长跑来告诉我,说他们班里少了一个人,我一听急了,急忙带领部队摸回公路上搜寻。公路上横七竖八都是尸体,又黑咕隆冬的,我们就一个个脑袋摸头上的帽徽,因为我们的帽徽是五角星,而越南人的帽徽是盾形的,最后终于在几个越南人的尸体下摸到这个已经牺牲的贵州兵,我们把他摸出来后往自己的阵地上抬。

回到阵地上半个钟头后,连长告诉我:说营部通知了,493团第一个立功的就是我!

18号晚上的战斗过后,我们连续两天都和敌人僵持。21号天刚亮,越军在连续15分钟的炮火袭击后,向我们坚守的高地发起了冲锋,连续三次都被我们打退了。第四次,越军更加疯狂地冲上来,并且用大口径双管机枪和火炮一起压制我们。我听见一发炮弹向我们飞来,赶紧往战壕里趴,炮弹离我很近爆炸,我给炮弹炸伤了左腿,算是轻伤了,我旁边两位战友虽然离炸点远一些,可是都落下了二级伤残。经过后送,最后把我送到湖南衡阳住院治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那么多年了,有两颗小弹片至今仍然残留在我的左腿。战后军委和广州军区下来部队开展战后讲评的时候,上级部门下来讲评的军官认为,按照我的事迹是应该立一等功的,但是直到1984年大裁军部队撤编时,我去问连队,却说我只是立了三等功。

战后我被提干,1983年,我参加55军的“军事八项全能比赛”,在射击比赛中获得55军全军的射击比赛总分第一名,被授予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制发的“神射手”证章,55军全军就我获得这枚证章。

“我们是‘英勇善战 首战告捷’连”

(孔祥卫,1955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一营一连三班副班长,1980年退伍。)

中国军队和越军在谅山市内展开逐屋争夺战

我们连是全师最早出境作战的连队,只用了93分钟就拿下了549高地,打死了阵地上的25名越军,活捉了好几个,但是还是比上级原来的要求多了三分钟,战后我们被广州军区命名为“英勇善战首战告捷”连,全连立集体二等功。我们连牺牲了11人,负伤33人,其中我们班的八位战友牺牲了一个,就我和另外一位战友没有负伤。

93分钟打下549高地其实打得很辛苦,我们三班经过突击,首先拿下了越军死守的一个阵地,谁知道阵地后面还有个马鞍形的地带,越军在那里布设了铁丝网、竹尖桩、地雷等,前面六号阵地还有火力点向我们压制射击。班长和我各带几个人从两边包抄过去,但是在离六号阵地几十米的时候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指导员挥手指挥冲锋的时候,手指都被打断了,战友小刘投弹后也中弹牺牲了,但是我们终于冲上去拿下了六号阵地。

这时,六号阵地前面又出现了敌人新的火力点,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趴在那里和敌人对射,但是由于中间有开阔地带,不容易冲锋,这时候,刘建华他们的无后坐力炮及时上来增援了,刘建华肩炮简易射击,三炮打掉了敌人两个火力点,终于解决了549高地的战斗。

战后,我和刘建华都立了三等功。

“我用三发炮弹端掉两个火力点”

(刘建华,1956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一营机炮连班长,1988年转业,现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工作。)

当年参战归来的刘建华

2月17日是出国作战的第一天,那天下午我们进攻549高地,步兵冲在前面的时候遇上了敌人的火力点,攻打山头的一营战士已经被敌人暗堡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赶了上去,那时我是八二无后坐力炮班班长,配有望远镜,我用望远镜观察搜索,很快发现了大概350米开外六号阵地下的一个暗堡,就命令炮手架炮。可是炮手架起炮后却说找不到目标,我急了,就肩起炮管,采用不用炮架的方式简易射击,很快就瞄准了目标,“咚”的一炮,打偏了。我命令炮手帮我重新装弹,继续瞄准目标后稳稳地击发,炮声响后,前面的步兵响起了欢呼声:打中了!

可是马上又出现了敌军新的火力点,继续用密集的弹雨压制住我们的部队,我继续观察,发现在更前面的八号阵地下有另外一个暗堡正在喷吐着火舌,我再次扛炮上肩,瞄准,击发,随着爆炸声,这个暗堡又被打塌了。我们随着步兵冲上阵地,看见从倒塌的暗堡里爬出被炸得晕头转向、衣衫破烂的越军,高举双手向我军投降。

“我们是‘能攻善守英雄连’”

(黎国智,1959年出生,1978年在怀集县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3师488团三营七连轻机枪射手,1982年退伍,现在端州区绿化委工作。)

当年参战归来的黎国智

我是1978年入伍的新战士,当年年底就随部队开赴广西边境前线参战。我当时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的副射手,而我们连作为488团的尖刀连,担负了穿插作战的任务,先后参加了攻打同登、谅山和探龙高地防御战等战斗。

在全国战斗英雄李万余(副师长)的亲自指挥下,我们连发扬了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在敌国领土上大胆穿插,比上级命令提前45分钟赶到了探龙高地,及时堵住了越军增援和从同登逃跑的门户,为兄弟部队歼灭同登之敌赢得了时间。

越军为了逃命,疯狂地向我们坚守的探龙高地发动了攻击,我们连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敌人的13次冲锋,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我们连的六班班长张春才受伤后被多名越军扑倒时,高声呼叫战友“向我投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战后,他被中央军委授予“特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3月2日,我们连参加了攻打谅山的战斗,我们在已经连续作战二十多天、部队严重减员和人员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发扬了连续作战的英勇作风,一举攻下了奇穷河上的谅山大桥。在攻下大桥以后,我们又连续五次打退了越军的偷袭和进攻,为大部队过桥歼敌和清扫南岸的越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战后,由于我们连队所取得的显著战绩,我们连被中央军委授予“能够善守英雄连”光荣称号,我个人也荣立三等功。在战斗中,我们连队牺牲了27位亲密战友。

时隔那么多年,参加战斗的很多事情都淡忘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在探龙高地的战斗中,九班战士范修彪(现在阳春市地税局工作)左手被打伤,有两名越军还跑出来追着他,他可能看不见,用手捂住伤口向我喊:“快帮我包扎!”可是我看见情况不妙,还是要先消灭敌人!我抱着轻机枪滚身倒地,端起机枪向着敌人打了两个点射,消灭了那两名越军,这才从容地帮范修彪包扎伤口。

在攻下奇穷河上的谅山大桥后我们马上转入了防卫,3月2号晚上8点多,我一个人负责警戒,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趴在散兵坑里,架起机枪守住那条小路。我预先多了个心眼,按照以前在农村走夜路知道的常识,在小路前方的空地上堆放了一些干柴和竹枝,果然,敌军来偷袭的时候踩在那些干柴和竹枝上就发出了声响,我对着声音的方向打了一个点射,对方“啊呀”地惨叫一声倒地,但是倒下前打了一枪过来,我再扣扳机时,枪却打不响了,在这紧急关头,我迅速摸出手榴弹投了两个出去,打退了敌人的偷袭。战友们来增援以后,我才检查轻机枪,原来敌人打出的那一枪,竟然从轻机枪的脚架下穿过,击穿了我的弹鼓,弹鼓里面的弹链有几颗子弹脱落了,卡住了弹链,所以就打不响了,但是却救了我一命。

“战友们都以为我‘光荣’了”

(曹伟强,1957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的师直工兵营战士,1980年退伍,现在中国工商银行肇庆分行工作。)

当年的曹伟强

参战的时候我是165师的师直工兵营战士,伴随着坦克部队一起进攻。攻打班庄高地的时候,上级命令我们连的副指导员带领一个班,搭乘头一辆坦克侦察开路,后面还跟随着其他的坦克。2月17号下午两三点钟时,我们驶到了高地下,遇到了越军布设的反坦克壕,躲在山上的越军向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米的我们开火,大家跳下坦克,利用坦克车身作掩护向敌人射击。但是坦克不能够固定在哪里挨敌人的炮火,所以就起步向横向开走了,一下子我们整个班就暴露在开阔地上,说话间,就看见敌人的子弹在我面前打起了一串尘土,炮弹也跟着飞来了,我跳进后面一条小水沟的同时,就已经中弹负伤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趴在那里只是觉得左手完全动不了,头部痛得像裂开那样,血液也顺着额头往下流,鼻孔和耳朵都往外冒血。旁边的战友把我拖出了水沟,让我仰身躺在公路边,他们都以为我不行了,加上那时候战斗正是激烈,他们把我拖出水沟后就冲到前面去了。我艰难地用右手把已经不能动弹的左手挪到胸前,将原来趴着的姿势慢慢翻过来变成仰卧,又掏出防毒面具垫在脑后,大口大口地深呼吸调节气息。迷迷糊糊中,因为痛,更因为失血,我进入了间歇性休克的状态。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间听见我们连队卫生员的河南口音在呼喊我:“曹伟强!曹伟强!你在哪里?”我一下子有了点精神,强睁开眼睛看见眼前已经天黑了,我想答应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够用喉音和鼻音“呜噜呜噜”地答应,很快地,排长和卫生员几个人找到了我,卫生员给我简易包扎以后,他们摊开四方形的军用雨披,把我搬到雨披中间,四个人每人提着一个角抬我回阵地。因为雨披承重能力有限,我的背脊隔着雨披拖撞在地面的沙石上,痛得我用完好的右手拼力抓住雨披边沿,力图抬起一点背脊。

战友们终于把我抬回到自己阵地上,连长顺着战壕跑过来问:“曹伟强回来了?赶快往后方送!”民工把我放上担架,迅速抬起往后方转送,因为跑得急,颠得我很难受。我听见民工是讲广东话的,就哼哼着叫“放下我”,民工安慰我说:“不要叫!不要叫!就到了。”终于进了师卫生所的前线包扎所,护士要给我登记姓名和部队番号,因为我的帽子被打飞了,军装上也沾满了血,我又说不出话来,正在哼哼唧唧的时候,卫生所的冯所长是认识我的,走过来看见是我,就说:“我认识他,是工兵营的曹伟强。”我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四十多天后在军医院里了。由于我被爆炸撕裂了头皮,头骨炸裂,手臂炸断,加上在战场上躺了好几个小时失血过多,所以送到医院后已经休克。由于战场急救中人多混乱,连队战友跟我失去了联系,而且最后看见我的时候我的情况很吓人,因此都以为我已经伤重牺牲了,部队给我追记了三等功,并且追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我在医院治疗到国庆节前才能够出院,但是身上留下了一堆后遗症,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

“伤员们的血染红了公路”

(何建宁,1956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3团三营班长,1980年退伍,现在赋闲在家。)

 

当年的何建宁

我是出国作战第一天就负伤的!

2月16日晚上我们就悄悄进入了预定的出击阵地,那时候又黑又冷,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作为基层战士,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就那样趴在阵地上默默地等候总攻的命令。

2月17日清晨六点二十五分,后面金鸡山上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信号弹还没有熄灭,身下趴着的大地忽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几百门大炮出口的火光照亮了眼前的一切,大炮的出口爆音震耳欲聋,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潜伏的地方就在大炮阵地旁边不远!大炮密集地发射,我们趴在地上都被震得很难受,蹲起来抓住旁边的小树也觉得摇晃得厉害。远远望过去,越军阵地很快就被我们的炮火打得一片火海。

随着冲锋的号令,我们顺着山沟冲了过去,在冲锋的路上,我还看见了梁汉新和莫桂才几位肇庆老乡。冲到一条公路边的时候,对面越军密集的弹雨打了过来,我们营一边和敌人对射,一边迅速包抄穿插过去,很快就解决了这股敌人。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到438高地的脚下,在战友们火力掩护下我们冲上山头,和残存的越军进行火力对射。我正在换弹夹的时候,班里的战友大声喊:班长你受伤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大腿,摸了一手的鲜血,原来左大腿的内侧已经给敌人的枪弹打了个贯通伤。我用手死死按住伤口想止血,手指还摸到没有完全穿出来的子弹头。卫生员冲上来给我包扎的时候才发现,我左脚后跟也给子弹打伤了,这时候才感觉疼得站不住。战友们把我背下山沟放在路边,过来了几批民工,都来不及抬走我,大概看见我只是伤了腿,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吧,等到民工终于把我抬起往后方送的时候,我可能因为疲劳和失血过多,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了。感觉到已经是天黑的时候,抬我的民工告诉我:你放心吧!我们就要回到祖国啦!我睁开眼睛,看见旁边走过的肇庆老乡,我还喊着告诉他:你要给我报仇!

在边界附近的师部卫生所包扎站,重新给我包扎了伤口,护士还给我端来一碗暖粥水,我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渴。天黑以后,越军的冷枪冷炮不时在附近爆响,我当时心想:我在敌国的战场上都没有牺牲,如果死在这里可就太冤了!可是天亮以后用汽车把我们转送往后方的时候才发现,睡在我左右两边的两位战友,都已经伤重不治了。

从边界卫生所下撤往凭祥的军用公路,由于下撤的伤员太多,沿途的军车都滴着血水,一条公路竟然成了一条鲜血染红铺就的“血路”,那情景我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这条血路上走出来的!在凭祥火车站上车的时候,站台上摆放着几十具牺牲战友的尸体,更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情景。

在后方医院住了两个月零八天,我被评为三级伤残。

“战争夺去了我的左眼”

(黎炳超,1956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二营班长,1980年退伍,现在肇庆市交通局交管总站工作。) 

当年的黎炳超

我是3月6日负了重伤的。

3月4日,我们五连已经推进到谅山西南,一大早,我们就和七连一起配合进攻附近的无名高地。经过大半天的战斗,我们攻下了山头以后继续前进,下山后是一片开阔地,我当时是一班班长,就带领战友们在草丛中搜索前进。在草丛中发现了一间茅草小屋,我们猛烈扫射后接近了小屋,踢开门闪进去,看见地上有三个越军“尸体”很奇怪地叠在一起,身上也没有血迹,屋子里也没有发现有武器和地洞。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啊,也不懂得向越军“尸体”补枪,经过简单搜索就出来了。谁知走出不到一百米,草房里就射出密集的子弹,听枪声有好几把枪,我们有一个战友就牺牲了!那时候已经天黑了,不利于在这样的开阔地上久留,我们只好赶紧回撤到高地上去。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们继续下山进攻,越军密集的炮火忽然打来,我们死伤了几个人,呼叫炮火支援后继续进攻,在离草棚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却突然发现了地雷!排长冲上前的时候被地雷炸倒了,我们冲上前去要救他,却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住,请示上级后命令我们撤退,我们用机枪的火力压制住敌人,才抢回了排长。

后来我们在火力掩护下终于攻下了那个草棚,俘虏了一名越军,晚上又撤回到高地上。

3月6日,越军一大早就用炮火袭击我们,有个战友被炮火击中了,我冲过去要抢救他的时候,一发炮弹在我旁边爆炸,我眼前一黑就倒下了。伸手去摸,头顶上摸到打进去还凸出来的一点炮弹片,左眼珠也打烂了,鼻子也打坏了,屁股上也有两处受伤了。战友们和民工抬我往后方送的时候,我一阵清醒一阵昏迷,陷入了间歇性休克中。醒过来的时候,我问战友要了一颗手榴弹,紧紧地抓在手里,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打进敌国领土几十公里,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越军特工队或者冷枪冷炮偷袭的,如果战友们牺牲了敌人冲上来,我就宁愿用这颗“光荣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也绝不做俘虏!直到送到医院,护士才从已经昏迷的我手中,掰下了那颗给我死死抓住的手榴弹。

经历了大半个月的战争,不但我自己负了重伤,还亲眼看到五个战友就在自己的身边倒下牺牲,想起他们我就觉得难过,也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

战友们终于把我平安送回了国内,在包扎所重新处理伤口后把我送上了直升机,那时候我已经昏迷了过去,四天后我醒来时,已经是在南宁303军医院了。五天后,再次转送我到广州治疗。4月2日给我进行了头部大手术,到6月份再把我转送到湖南衡阳169医院进行整形治疗,9月底我才出院回到了部队。现在我的左眼是假眼,右眼也只有很差的视力,因为视力差看东西没有距离感,对不准焦距,所以我从来都不给别人倒茶端东西的,因为很容易就倒得满地是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很“清高”和没有礼貌呢;鼻子也失去了嗅觉,什么东西无论香臭我都闻不出来,食物要吃进嘴里才知道味道。

“两个‘半秒钟’使我死里逃生”

(梁汉新,1956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特务连侦察班副班长,1979年退伍,现在肇庆市城监大队工作。)

 

当年的梁汉新

我的立功证书在主要事迹栏里写着:“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协助班长工作,主动带路,带路和带领全班攻下一个火力点。特别是及时发现地雷,保证首长安全,表现突出。”

我是特务连的侦察兵,所以很早就进入过越南了。那时候中越双方都知道迟早会有大战,所以双方的小部队都频频渗入对方领土,进行侦察和破坏,我1月14号就已经跟随部队进驻金鸡山右侧,对面就是越军549高地的六、七、八号阵地,我们执行侦察和潜伏任务。

有一次,我跟随一个侦察排进入敌人阵地时,被敌人发现了,越军用炮火追打我们,一发炮弹飞来的时候,我听着这刺耳的声音不对,赶紧就飞扑进旁边的壕沟躲避,再迟半秒钟就差点“光荣”了,可是这发在壕沟上方爆炸的炮弹还是把我的右耳膜震穿了,我现在这个耳朵是几乎没有听力的。

2月17日自卫反击作战打响的第一天我就扭伤了右脚的脚踝,脚背都肿得老高了,可是那时候已经进入越南境内作战,所以我只好强忍疼痛继续随军作战。

那天我们攻下了一个小高地以后,我和全班战友搜索前进,我们团副参谋长也和我们在一起。在经过一片开阔地的时候,我看见有很多死牛躺在那里,而且有些是断腿的,我意识到这里可能埋有地雷!结果,前面的战友刚喊出“有地雷!”的时候,我也在自己紧贴脚边的地方发现了一颗绊发雷,迅速就立住脚。狡猾越军把细如发丝的地雷绊弦从草丛中穿出,贴着一条田埂拉过,只要从那里经过就会绊响地雷,那时候不但我自己会玩完,跟在我后面的副参谋长和其他战友都会遭殃,好在我及时发现了地雷和立住了脚,也是只差半秒钟!上次是炮弹飞来跳进壕沟早了半秒钟,这次是发现地雷提前半秒钟停住脚步,两个“半秒钟”都救了自己和战友的性命。所以,战场上很多时候都要机灵点和反应快,当然有时也要讲一点运气。

第二天我们撤回边境这边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肿得疼痛难忍,走路都很困难了,驻地的一位广西老大娘看见了,上山扯来了鸡血藤等草药,熬成药水给我搓洗了半天,很快就使我消肿并且舒缓了疼痛。但是紧接着长达一个月的不断行军作战,我受伤的这只脚还是落下了残疾,现在经常隐隐作痛。

一直到2月底,我们又在越南境内的一个小高地上坚守了10天,后勤供应上不来,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请示领导后,我就带着两个战友下山摸进山下的越南小村庄,在村口居然看见一个越南男人拿着扫把在扫地,看见我们,他的眼神非常鬼鬼祟祟的,凭本能我就觉得不对路,于是果断地带领战友们撤回山上。第二天,师侦察排进入那条小村,结果发生了战斗,牺牲了两个战友。

2月28日晚上,团长命令我们侦察分队派出10多人,摸到越军阵地下抵近侦察,我们一直悄悄地摸到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远的地方,都清楚地听见他们挖工事和讲话了。侦察完了回我们阵地的时候,我偶然间回头,看见新战士刘伟趴在地上摸,我一惊之下问他干什么?他说他眼睛看不见,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暂时性失明。我拉过他的手,让他抓住我的后腰武装带,一步一步地把他带回我们阵地上。

“我和战友抓了个越军排长”

(黄国伟,1955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4团三营战士,1979年退伍,现已退休。)

当年的黄国伟

我们165师1976年参军的一共有66位肇庆兵,他们全部参加了出境作战,由于当时都是已经参军两年多的老兵,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正、副班长等战斗骨干,虽然也是第一次参加实战,但是比起别人毕竟多了两年多的训练,所以在战场上相对都比较沉着冷静,因而相比其他地区和部队的兵也算是伤亡较少了。

1979年2月16日晚上五点多,我们部队就陆续进入了出发阵地,大家潜伏趴在阵地上等待出击的命令,当时万籁寂静,几乎听得见大家的心跳。2月17日清晨六点二十五分,随着金鸡山上升起的三颗红色信号弹,万炮齐轰开始了火力准备。谁知道,炮声首先惊动的,是我们自己部队拉炮驮炮的骡马,它们惊惶地大声嘶叫和挣脱缰绳乱跑。当时我们趴在阵地上,感受着身下的土地在剧烈震动,听着头上的炮火猛烈轰鸣,但是大脑里面却恍惚有点发懵,好像眼前的情景跟从小看的战争故事片有点重合,但是也有点不真实,就像做梦一样的感觉。炮火逐渐延伸后,到了六点四十多分突然全部停了下来,整个战场一片寂静,几秒钟后,漆黑的暗夜里才听见坦克马达声响起,攻击开始了!那种感觉至今清晰地记得。

2月17日下午大概三点多钟的时候,我跟随连长、排长、通讯员(我那时是连队的给养员),在越南境内一个叫“会梅”的地方搜索前进。在经过一个小树林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人影,我们就围上前去搜查,结果在树林子里发现了一个身上带血的越南兵,就抓住了他,那时候只有我身上有条绳子,就掏出绳子把他捆起来送往后方。后来经过审讯,据说还是个排长。

“肇庆兵中我是伤得最重的”

(赵金源,1958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3团一营三连八班长,战后伤残退伍。)

本文作者采访赵金源(左)

在肇庆城区参战活着回来的战友中,我是伤得最重的:一等残废!至今,我的右锁骨、右肋部、右大腿等地方还残留着几十颗细小的迫击炮弹片,虽然当年经过几家军医院和做了好几次大手术,可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弹片太小、藏得太深,所以很难取出来,现在每天都还要吃药消炎镇痛什么的。战友们说:那发爆炸的如果不是迫击炮弹,换了是别的重炮弹,你也不用抬下来治了,现在那么多年也不用吃了数以吨计的药片和药水了。

参战才两天,我就负了两次伤。

2月17号我们打同登的时候,遇上敌人的一个火力点,我们班12个战友就伤亡了一半,我也头部中弹:一发子弹从左前额穿插进去,从左后脑差不多穿出,子弹头留在了里面,当时没多少血,也不知道伤得那么严重,而且战斗正是紧张的时候,卫生员给我包扎好,我又投入了战斗。

2月18号,我们攻打339高地,在打下越军一个火力点以后,刚刚冲过一个马鞍形的山腰,又遇上了一个暗堡,火力很猛,把我们压在洼地上抬不起头来。我带领班里的战士从侧面绕了过去,把手榴弹投向暗堡里的敌人,暗堡里的敌人被炸死了一个,其余的五个举手投降了,我们夺下了这个阵地。

越军失去阵地后,疯狂地向我们炮击,我们排长也中弹牺牲了,一发炮弹向我们飞来,我听见声音不对,赶紧向旁边的战士大喊“卧倒!”并且扑过去掩护他,那发迫击炮弹在离我右脚不到一米的地方爆炸,我和战友都负了伤,我当场就晕迷过去了。

清醒过来已经是好多天以后了,我在几家军医院辗转做了好几次大手术,从我的身体右侧取出了六颗比较大的弹片和一些小弹片,从左后脑取出了头一天打进去的子弹头。

“战争真的很残酷”

(莫桂才,1955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5团直属通讯连班长,1981年退伍,现在赋闲在家。)

 

当年莫桂才和刘耀强烈士(左)的合影

我是通讯兵班长,1979年2月17日战斗打响以后,上级命令我带领我们班担任前线指挥所的所有通讯线路架设,因此战争从第一天到最后撤军,我们都在最前线参加了全过程,因为全团的各营和各连队在作战时都由团指挥所直接指挥,所以全团的每场战斗都要我们班直接架线保持通讯联络。

出国作战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以前的电影上,不会觉得有什么残酷的感觉,反而觉得有点好玩。可是战争一旦打响,看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那种血腥的感觉才一下子逼到自己的面前。我们肇庆参军去的战友,第一个牺牲的就是2月17日战死的梁卓新,他是493团四连的。后来,495团的梁光照和刘耀强也先后牺牲了。刘耀强是3月3日牺牲的,2月23日,部队已经打入越南境内二十多公里的时候,我还遇到他,没想到就成了最后的一次见面。

那天晚上12点钟打下高地后,团部命令我们给前面几个刚刚攻占的阵地架设通往团部的电话,虽然团部到每个阵地直线距离只有两三百米,可是上山下坡再绕道就是很远的布线距离了,而且黑咕隆咚的深夜,附近草丛里可能还会躲藏有被打散的敌人,任务还是很紧张的。来到七连的阵地下,我带领战士往山上摸,双方一对话知道是自己人,我问“你们山上的领导是谁?”上去一看,原来是担任主攻连的七连三排,代理排长就是刘耀强,他已经是第三任代理排长了,前面两任都牺牲了。

出国作战经历过浴血生死,在阵地上遇到自己要好的肇庆老乡,那种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刘耀强和我都流眼泪了。我悄悄地说:“耀强你不要流眼泪,让其他同志看到了不好。”他说:“我们是要好的老乡,我也是在你面前才流泪的呢,在其他人面前我会注意的。这仗打得很艰苦啊!我们连已经伤亡六十多人了,如果我牺牲了,你去帮我看看我母亲!”我听了很难过,耀强很小就死了父亲,前段时间他妹妹得白血病也死了,他回去处理丧事的时候,就接到部队的加急电报命令归队参战,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了。我和他紧紧拥抱,互道珍重,挥泪告别。

可是这一告别,就成了生离死别,十天以后,他就在打谅山旁边龙会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和梁光照一起牺牲了。清理战场的时候战友告诉我:班长,你老乡刘排长牺牲了!我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耀强牺牲了以后,部队追记了二等功。逢年过节,我们都去他家里看望他老母亲;隔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去广西的烈士墓园,探望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

当年出国作战的艰苦,说出来现在这个年代的人是不会相信的!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很落后,经济条件也非常差,所以这次出国作战,后勤供应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从2月17日到3月16日,足足一个月时间我们没有洗过澡、刷过牙,吃的东西除了压缩饼干以外,基本吃不上热饭和喝上热水,在寒冷的初春天气里,我们经常一身汗一身水一身泥地滚打,身上几乎没有干过的时候(但是很奇怪,一个月里个个都没有得病,大概除了年轻人身体好以外,跟精神高度紧张也有关系)。结果到撤军回国的时候,人人都头发长长、胡子拉渣的,军装已经变成缠粘在身上的灰黑色破布,只有人的精神状态和武器的状态还是保持良好的。我们都是夜里或者在其他小路回国的,因为我们那个样子给老百姓看见不好看啊!你们看见那些新闻电影和报纸上班师凯旋的镜头,大都是炮兵等军容整洁一点的部队。

进入国境回到驻地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换衣服,脚上的防刺鞋捂了一个月,都几乎粘在脚上脱不下来了,袜子完全已经沤烂成破纱线了,我两只脚掌加起来长了七个鸡眼。回国没多久我还得了很严重的支气管炎,发烧,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出院呢。

集体洗澡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候部队都是搭起临时的棚子给大家洗澡,可是人多棚子少,大家身上都脏得很难受,而且在棚子里用水也不方便,旁边不远是一个小水库,三月初的广西已经气候很温暖了,我就叫我们班的战友一起跳进去洗,洗得那个叫痛快啊,这辈子印象中这是洗得最过瘾的澡了。可是上来以后,指导员批评我们违反群众纪律,所以要受处分,我不服气,说我们又没有弄死老百姓的鱼,又没有浪费水库的灌溉用水,你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吧!结果,这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我把越军的英雄单位铭牌带回了家”

(程伟泉,1954年出生,1976年在肇庆市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5师494团二营炮连班长,1985年转业,现已退休。)

 

当年的程伟泉

当年参战至今已经时隔三十五年,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全班战友又饥又渴地猫在战壕里,互相传递半行军壶的水,结果传了一圈回来后水几乎一点都没有少,大家都只是润了一下嘴唇,都明白处境的艰险,都知道要留着这点水救急。躲在战壕里烟瘾上来了,全班只找到一根烟,结果也是从头到尾传下去,每人吸一口解解馋。这些当年战友情深的画面,恐怕一辈子都会记在脑海里的。但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我留下了一件很特殊的纪念品——

记得是在攻打谅山市外围的战斗中,我们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最后攻克了敌军的一个单位,冲进营房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什么当时也没有留意,而且画幅太大也不好带走,但是我留意到画幅的下角粘着一块小小的金属铭牌,我就随手用刺刀把它撬了下来,放进胸前的冲锋枪弹袋里。回国几年后随着转业,我也把它跟其他物品带回了地方,后来竟然就忘记了。

十多年前,无意中在清理物品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件“战利品”,但是上面镌刻的越南文却不知道写的是什么,问过很多人也看不出来,后来我专门带去请教外事学院的老师,请他们翻译出来,才知道是用越南文镌刻的“人民武装力量英雄单位——内务部赠送”。由于我们只是基层战士,不但不知道当时部队作战的具体位置,也不清楚跟我们作战的越军具体是什么部队,所以也很难确定这是哪个“英雄单位”的越军部队。有战友说,会不会就是那个被我们打垮的越军“王牌部队”316师(金星师)的呢?!

“难忘惨烈悲壮的一幕!”

(邓汉良,1956年出生,1976年在郁南县入伍,参战时是陆军55军163师487团八二无后座力炮连文书,1980年退伍,现在肇庆市委机关工作。)

 

当年邓汉良在部队进行操炮训练

我们连是团直属八二无后座力炮连,是属于相对机动的连队,作战时通常都被分配到主攻的营连作为加强进攻火力,随同步兵冲锋在前,主要的任务是歼灭、压制敌军的坦克、装甲车、碉堡等火力点,掩护步兵进攻。

 1979年2月17日清晨战斗正式打响后,我们连队的一排、二两个排分别由指导员和副连长带队,被调派到负责打穿插主攻任务的二营作为加强火力,三排则由连长带队,随同进攻部队,经友谊关左则19号界碑的“米七”(地名),从正面直接向越南的同登县城一线阵地发起攻击。

指导员所带领的一排三个班分别配合二营,穿插迂回到敌后,展开了激战,有效地歼灭和压制了敌人多个火力点,受到了兄弟连队战友的称赞。同时,他们也遭受到敌人炮火的重点“关照”,密集的炮弹猛烈袭击过来,一、二、三班的班长都阵亡了,指导员也在第二天夜里一次反伏击战的短兵相接中英勇牺牲。

在2月17日开始至23日第一阶段的战斗中,我们师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包围和歼灭同登地区的敌人,包括攻克同登“法国鬼屯炮台”,攻克同登探某阵地群、探垄阻击战和收复友谊关前的浦念岭等战斗。

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我们连队的三排奉命撤回到友谊关左侧的左辅山上休整待命。这个山头面积不大,山顶约有篮球场般大小的面积,挖有战壕、猫儿洞等防御工事。2月25日一整天,从晨光初露到夕阳西下,都没有遇到越军的骚扰,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傍晚,炊事班副班长刘光华和战士杨大良从山下送饭上来,大家由于整天长时间躲藏在潮湿阴暗的猫儿洞里,都闷得发慌,也趁此机会出来呼吸下新鲜空气,活动下筋骨,不料却被敌军“瞄”上了。

吃完饭,我看见旁边猫儿洞里有个战友正玩弄着一张捡来的外国钞票,出于好奇,我也俯下身子探进猫儿洞,想看清楚这张钞票,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了刺耳的“嗖、嗖、嗖”声音,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我心头一震:出事了,我马上从猫儿洞抽身出来,眼前惨不忍睹的场面简直让人惊呆了:一发炮弹就在刚才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的地方爆炸,周围的树木、阵地上的火炮都沾附着血肉;正扛着空炮弹箱准备下山做柴火的副班长刘光华不幸中弹,上身被炸飞,仅剩下两条大腿,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就这样消失了。另外几位受伤的战友也倒在地上,其中伤势较重的杨大良脸上、身上都是鲜血和弹片,他一边摸爬着一边喊:“连长、连长……我看不见你们了!”他的一个眼睛因此失明致残。

大家都非常悲痛和愤怒,也顾不了敌人的炮弹是否会继续袭击,一边迅速地抢救负伤的战友,一边小心翼翼地整理牺牲战友的遗体,并一一将他们转送下山,随后便进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第二天,连队随团继续向谅山推进,直至3月5日上级下达撤军命令后,我们才从谅山外围撤回到友谊关一线,继续担负防卫任务。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连队共有9位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0多位战友光荣负伤,我被授予三等功。

2013年3月,我因公出差路过广西凭祥,抽空去了趟友谊关,追忆三十多年前的战争和牺牲的战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来后写下了一首散文诗——

《西南边关的追思》

——重访友谊关

三十四年后的春天,

我乘上西驰的列车,

披着蒙蒙细雨,

重返曾经驻守过的边关——友谊关。

站在这片热土上,

我思绪万千,

百感交集。

三十四年了,

说漫长又短暂,

眼前的一切,

是那样的熟识,

又是那样的陌生。

熟识———

是这里的山山水水,

早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陌生———

是这里乘改革开放之风,

旧貌已换新颜,

当年的踪影再已难觅。

边境线上的零号界碑,

见证了一场正义反击战的壮烈。

从这场战争中走过来的我,

仿佛看到,

昔日的硝烟还在松林中萦绕,

隆隆的炮声还在山谷中回荡。

忘不了———

1979年2月17日,

反击战全面打响的日子。

清晨,

我军万炮怒吼,

拂晓的天空被炮火映红,

暴风骤雨般的炮弹,

狂泻在敌军阵地上,

打得敌军鬼哭狼嚎,

丢盔弃甲。

忘不了———

新上任的连队指导员,

告别了新婚七天的妻子,

带领着突击排,

担当部队的开路先锋。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一次反伏击战的短兵相接中,

为保护战友的安全,

他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忘不了———

一位烈士的母亲,

面对突然袭来的噩耗,

强忍着悲痛的泪水,

给部队捎去了书信,

恳请部队以“红一团”的名义,

给儿子的未婚妻一封安慰的文书,

展现了一位平凡母亲的伟大胸襟与丝丝情怀。

站在烈士墓前,

我行了一个军礼,

含着泪水默默祈祷:

亲爱的战友,安息吧!

您们的英灵与江河同在,

与日月同辉!

愿人类不再有战争,

愿世界永远和平安宁!

老兵默默老去,精神永远不老!

在我采访的参战老兵中,赵金源、曹伟强、黎炳超、何建宁都是被评为“因伤致残”的,领到了战伤残疾证,可是左腿受伤的梁树娇、被炮弹震聋右耳和扭伤脚的梁汉新却没有被评残,而且梁树娇至今体内还残留着当年越军打进去的炮弹片,据说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在战友中还很不少。说到为什么当年没有评残,他们说原因很复杂,首先是伤情不算很严重的话,觉得能够治好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就算了,比起牺牲和重伤残废的战友,自己已经算是很幸运了;而且那个年代的人都很淳朴,“为国分忧”和“不闹待遇”的观念在脑子里扎根很深,觉得没有必要为那几个残废金去折腾,也不想去丢那个份;加上思想上也有点顾虑,怕评上残疾以后,找工作单位和找对象都会受影响,怕人家知道是“残疾军人”而另眼相看,所以很多类似他们这种不算重伤的,出院后都没有评上残疾。可是岁月不饶人,如今年近花甲,那些老伤旧患就开始折磨日益残旧的躯体了,再去向政府和有关部门申请复评的时候,就遇到诸如“医学鉴定”、“政策界定”、“申请手续”、“原始证明”和“该谁负责”等一大堆难题,说起这些,他们都不免唏嘘,在概叹无奈的同时也还抱有一线希望。

2015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市委书记徐萍华,肇庆军分区司令员贾拾生大校等党政军领导,登门慰问刘耀强烈士的母亲欧慧芳老人(左二)。

三十五年岁月匆匆,当年的热血青年战士,也全部成了年近花甲的老汉,有些人甚至已经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采访得最多的肇庆籍参战老兵,绝大部分都是隶属于原来55军165师的,据了解,该师当年出境参战的66位肇庆籍战士,其中的梁卓新、梁光照和刘耀强牺牲在战场上,其余63位先后复员或者转业回到肇庆,35年来已经有七人因病离世,目前健在的尚有56位。在参战的66位中,有15人负过伤,有49位立过战功(其中5位立二等功,其余立三等功)。而由于时间安排、难以联络或者不愿意接受采访等各种原因,我只能够采访到这些出境参战老兵中的少数几个人,听他们述说当年的战场故事。

     (初稿于2014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35周年纪念日)


(内容来源于新丁老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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