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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禹州沦陷

东霞居2018-08-11 17:42:26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又回忆起故乡禹州沦陷的种种惨状。如今,我们这些当时当事的老禹州人剩下的不多了,我也快八十了,应该把我们的经历留给年轻人,不要忘记禹州这段悲惨史。

      

    母亲生我那年,1937年,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我可以说是随着“打老日”而长大的。

      

    打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听到发自奎楼的警报钟声。

      

    位于城中心的奎楼,是一座高达十多米的古建筑,可能建于明代。其基座骑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南北、东西街能从中交叉穿过。上建两层圆形楼阁,雕梁画栋,琉璃金瓦,酷似北京天坛,巍峨雄伟。“奎”者星宿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奎星”是二十八宿之一。相传这“奎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禹州的奎楼一层,泥塑了一尊魁星爷像,鬼脸红发,单腿独立,另腿向后翘起,一手托斗,一手执朱笔,栩栩如生,令人肃敬。二层挂一大铜锺,声音洪亮。加之奎楼高耸,钟声可达方圆数里。那浑厚悦耳的钟声,本是在祭祀大典或逢年过节才响起的,烘托着吉祥安泰气氛。可是现在却成了报警甚至是报丧的信号。

      

    我家宅院就在奎楼南边数百米处,那钟声似乎更刺耳、更急迫、更紧张。每当钟声响起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赶紧钻进灶火院小屋里的地洞。全家十几口人挤在地洞里,屏着呼吸(据说日本飞机上有“千里耳”,大家不敢说话),紧张地细听地面上动静。一会儿,响起了飞机声,再一会是轰炸声,解除警报后往往又听到东邻西舍的号哭声,日本人又炸死炸伤了我们的同胞。

      

    据地方志记载,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禹州城是1938年的3月6日。是日有日机自北方飞禹,投弹十余枚后返回。不久,又有飞机三架飞来,被中国驻军高射炮击中一架,在城西南余庄村坠落。当日,日军又两次派机将残机炸为碎片,并炸毁房屋数间,死伤百姓多人。

      

    那时我才两岁,对这次的日机轰炸没有记忆。但是,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的,警报声、飞机声、轰炸声,从婴儿时起就对我形成了条件反射。至1941年,随着我进入四岁,日机轰炸的记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了。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县城,全家钻进地洞已不保险,就经常一大早躲到城外,在天黑才敢回家。记得一天早晨母亲急切地叫醒我,胡乱吃了早饭就随奶奶和一家老小出西城门,到禁沟村亲戚家躲飞机。西城门人流如蚁,惶恐急切地争相出城。奶奶年老体衰,坐在人力架子车上,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大人的招呼下围着奶奶的车子奔跑着,唯恐天若大亮就会出现日机。我们到达禁沟不久,日机果然从东北方向飞来,我和母亲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敢动。一架飞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我抬头看见那飞机翼上的血红圆圈圈,据说那是日本的国徽。不久就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

      

    最为严重的是发生在1941年10月2日的日机大轰炸。那天清晨,我们一家老小照例跑到城外躲避,只有父亲和少数家人留下看家。不久,一架日机自东北方向飞抵县城低空盘旋侦察。随之传来震耳欲聋的机群轰鸣声,只见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编为三队,以五百米低空轮番向县城投弹进行轰炸。全城立时陷入浓烟火海之中,两百多个两米多方圆的弹坑散落在居民区,血肉横飞,尸骨堆街,房倒屋塌,一片混乱。事后统计死难居民二百七十多人,炸毁房屋两千五百间。最惨的是我家住地汪姑堂街,死难者的断肢残骸四处散落,血肉贴墙,肚肠、头发挂在树梢,惨不忍睹。傍晚我们外逃的回到家时,立刻陷入一片血腥恐怖之中。我家东邻居一家刚好那天为儿子操办婚事,新郎新娘及家人几乎全部被炸死。我家东院老榆树上挂满了死者的内脏、头发和衣衫,血肉和脑浆洒满了一地,令人发指。我家东院的四合院南上房屋,东山墙被炸塌了,全房摇摇欲坠。更险的是我父亲当时来不及跑地洞,正在此屋,只是躲在西套间桌子下面才免于遇难。

      

    后来史学家依据有关资料查明,制造禹州“十·二”惨案的直接凶手,就是日军第十二军统辖的航空战队。该战队的侦察机和二十七架轰炸机,是从他们在开封的军用机场起飞,对禹州居民进行狂轰滥炸的。指挥者是十二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和参谋折田大左。禹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日本凶手。

      

    1944年初,日本军国主义为摆脱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战略困境,决定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在中国打通平汉、粤汉、湘桂线,确保日军与南洋各地的联系。为此,是年4月首先发起了豫中会战。此次会战日军由其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指挥,投入兵力约十四万人。中国军队方面,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兵力有十八个军约六十万人,是敌兵的四倍。汤军为阻止日军南下打通平汉线,以禹州和许昌为据点,在登封、禹州、叶县等地部署了重兵。

      

    负责禹州战区的国民党军总指挥是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下辖金瑛为师长的第九十一师、杨蔚为师长的第一三九师和刘深为师长的第二十师,后又派了两个师助战,兵力约五万人。金瑛任城防司令,县长侯慕彝率地方武装自卫队、警察、商团等,为城防副司令。禹州城立时成为抗日前线阵地,民宅闲房住满了军队。我家东挎四合院和过厅屋、客屋等所有的非家眷住房都腾了出来,让给了驻军。在东四合院住的是一位长官和他的姨太太,下属官兵进进出出,好不威风。爷爷和父亲常以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席间话题则多是“抗日”、“爱国”、“爱民”之类。

      

    中国军队以四倍于敌,又有地方老百姓的支援,应该是能阻止日军的,至少能抵抗一阵子。但是战役展开以后,日军以少胜多,节节逼近;而“水旱蝗汤”的那个汤伯恩却节节败退。

      

    4月18日,日军由中牟县霸王岗一带强渡黄河,19日郑州沦陷,21日新郑沦陷,禹州形势立时紧张起来。

      

    4月22日,禹州县长、城防副司令侯慕彝下达疏散令,动员城内居民向山区转移。在全城一片慌乱中,爷爷和奶奶率领我们全家出北城门到离城十二里的马坟避难。父亲则往来马坟与县城之间,作两边照应。当时爷爷和父亲决定向北逃往马坟,大约是因为我家的土地较集中于马坟,那里有房屋,还有亲家公这位豪绅家在马坟,大家有个照应。但是,不久就发现我们逃的方向不是离日军远了,而是更近了。

      

    5月1日前后,日军连下长葛、许昌、郾城、漯河和西平,迅速打通了平汉路。日军在占领长葛许昌的同时,分兵向豫西的禹州进攻,对禹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之势。

      

    担任进犯禹州的日军主力,是日军第十二军所辖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是本乡中将。最先闯入禹境的是该师团的骑兵,并且一进入禹境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货厂村大惨案”。

      

    山货厂村位于城东北三十里处,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自古是豫西山区的货物集散地,故名“山货厂”。这里住有三百多户回民,建有始于唐代的河南省第二清真大寺,中外著名。4月29日,日军骑兵从长葛县后河镇进犯山货厂村。在此驻防的国军某连放了一阵空枪后撤退,而日军则以疯狂屠杀无辜村民进行报复。首先是将一带路的青年农民用刺刀刺死,接着将抓到的小贩赵明富、孙小章乱刀砍死。这帮兽军连杀三人后,提着滴血的屠刀闯进一农户家,将正在喂牲口的赵文聚父子俩刺死在他们农家院里。邻居农民赵丙寅携其十几岁的儿子赵双岭听到呼救声前来观看,又被日军在狞笑中活活杀死。不到两个小时,七位无辜农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下。随后日军后继部队进村,开始了对全村的大抢劫,牛羊鸡鸭、金银财物一扫而光。他们闯进中外闻名的古清真大寺,遭到卢金堂阿訇的斥问,日军恼羞成怒,照卢阿訇就是一刺刀。他们要七十多岁的回民老人杨亮为其带路,嫌他步履缓慢,也一刺刀使之毙命。另两农民杨德合和赵天增,也是在带路途中被日军杀害的。下午二时许,兽军以村民的家俱为燃料,把抢来的牛羊鸡鸭做成丰盛的午餐,酒足饭饱之后又开始了对山货村的青年妇女施暴,被奸被辱者难以计数。三百户之山货厂村,一日内被日军杀的杀,伤的伤,烧的烧,掠的掠,惨遭日军劫难者达二百余户。

      

    这支日军在山货厂村屠杀之后,尾随退却的国军从东边向县城包围过来。

      

    从北面进犯的日军是六十二师团的直辖支队,支队长是贺谷中佐。他们预期目的是从北面迂回到西北方向包围县城。从南面进犯的是该师团的步兵第六十四和六十三旅团。他们的目标是占领三峰山高地,以控制县城。

      

     以上日军对禹进犯包围之态势,是笔者今天从日本政府防卫厅编著的《河南会战》一书得知的。在当时,无论是国军或是政府当局都难以预卜日军的进攻方向。作为老百姓的爷爷和父亲,他们更是难以判断日军从哪个方向打来。实际上,我们全家向北面的马坟方向逃难,刚好与日军进攻的方向相撞。

      

    我们刚到马坟不久,就听到来自东北方向的隆隆炮声,那就是日军贺谷支队从新郑方向开始了向禹州方向的进攻的炮声。随着炮声的加剧,可以感觉得到日本军队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如果继续留在马坟,那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全家于5月1日连夜向西北方向的杏山跑,觉得那里是山区,应属安全。可是我们到了杏山,发现又误入了战场,国民党军队正在这里抓人修工事,准备迎战由新郑经无梁诸侯山、北贺庄、大冀庄一线过来的日军。我们一家和其他一些难民躲在一个有上下两层的窑洞里,老人和小孩子们在底层,年轻妇女躲进顶层,在两层间的洞口用高梁秸秆和乱草掩上。刚安顿好,几个国民党官兵就闯来查看,见洞内都是些老人、孩子,没有什么可拉可抢的,就走了。我紧紧偎在母亲怀里,非常害怕他们发现通顶层的洞口,因为我二姐和一些女孩子就藏在洞上层。当夜,杏山坡上枪声、炮声大作,知道双方已交火激战起来。黎明时枪声息了,得知国军已西逃,日军也已改进攻方向向南开发。我们全家才赶紧沿犊水河道返回马坟。

      

    日本政府防卫厅编著的《河南会战》曾记述我们在杏山遭遇的这场战斗。该书说,贺谷中佐为队长的这一支队的目的是“扫荡”禹州城北、城西之国民党军,然后从北、西两面攻占县城。但是,他们的攻击并不顺利,一开始在攻击城北无梁庙战斗中,第四中队长吉村中尉便被打伤了。贺谷疯狂地报复,沿大冀庄、二朗庙猛扑过来,在杏山才得以同国军正面交战。杏山一战实际上打了个平手,贺谷为攻城不敢在此恋战,才撤出战斗,经郑湾、邵楼、下宋、刘冲,于5月3日从城西北角发起攻城。

      

    爷爷、奶奶带我们回到马坟,心神未定,便从县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和飞机轰炸声。胆大的哥哥们爬上我们住地新寨寨墙上,向南瞭望,听到了炮声,甚至还能看到日本飞机俯冲和炸弹扬起的烟尘。爷爷分析,日军可能正攻占县城,全家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因为父亲和婶母等人都还在城里,没有跑出来,是吉是凶难以预卜。

      

    爷爷的分析和全家的担心果然被不幸言中了。

      

    5月3日九时前,日军已从西北和东南击溃国军的抵抗,兵临城下。从九时起,日军以大炮向守城的国军阵地猛烈轰击。同时出动飞机,轰炸城墙和城头工事。十一时,日军在其炮兵、空军掩护下,越过壕沟,攻占城头。城防首先从东北角突破,国军退到城内,由东到西且战且退。随之城西北角也被日军攻破,城南门则被坦克攻破而陷入敌手。城内一片混战。城防司令金瑛早已逃出城外,而县长、副司令侯慕彝还不知道战况实情,他到西城门探听时为日军击伤腿部,后被老百姓救护西逃。败下阵来之守城国军夺路向城西山区撤退,一路伤亡惨重。据日方记载,禹州之役国军阵亡两千一百八十七人,被俘一百三十六人。

      

    日军在追击国军中,对老百姓又犯下了罪行。5月5日,日军在北贺庄一洞内轮奸妇女数十人,最小的才十二岁。到高庙村又烧房二百零七间,农家家具全被捣毁。

      

    至此,由四千年前夏禹开国建都并由他的名字命名的禹州,沦为东洋日本人的脚下。

      

    正当我们在马坟慌恐地打听城里消息的时候,5月6日,一位亲戚冒险从县城赶来马坟,向爷爷和家人通报:父亲余宝田在老宅被日军打成重伤,需快派人回城料理。

      

    真是国事家事,事事逼煞人呐!爷爷和奶奶决定,全家赶紧分批进城回老宅。

      

    母亲领着我是当即就上路回城的。河南的5月天气已很炎热,沿路有许多中国军民的尸体,断肢缺臂的,脑袋开裂的,开膛破肚的,散发着恶臭,苍蝇嗡嗡,蛆虫蠕蠕,十分可怕。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绕过或迈过那些尸体,十二里路走了两个时辰。一路上连一个行人都没见,于夕阳西下时到了北城门外。已七岁的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日本兵:他们似乎都是些精瘦的小个子,头戴有几扇飘带的军帽,身穿黄绿色军服,脚登翻毛大皮鞋,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有的站在城楼上,有的把守着城门,耀武扬威,盛气凌人。进城是要经过搜身的,不过他们看我们母子俩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挥挥手就放我们过去了。城内满目疮痍,尤其在县衙门前,烂纸碎片、文书档案到处散落。沿街的房屋倒塌的甚多,残垣断壁,弹痕累累,有的地方还冒着浓烟在燃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和母亲急切而小心地往家里走。刚过观音阁,从奎楼方向疾驶过来一怪物,吼着嗡嗡的声音,冒着烟雾,横冲直撞,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汽车。母亲和我赶紧躲到一旁,那怪物擦身而过,留下浓烈刺鼻的洋油味。

      

    回到家里,满院里都是被损毁的箱柜和家俱,到处都是被撕碎的衣被。在前院的西屋里,有几十个皮箱子全被刺刀挑破,而里边的衣物却荡然无存。前院和后院空无一人,在暮色中寂静得很,气氛令人恐惧。稍后,其他家人也相继到家,大家面面相觑,说话的声音都很小且严肃异常。随之大人们把我父亲从洪山庙街亲戚家抬回,安置在东院一间小屋躺在藤椅上。这时,家人才陆续知道父亲受伤的经过。

      

    原来,5月3日日军攻进城里和部分国军展开巷战时,父亲和其他未逃出城的守家人都躲到了灶火院的地洞里。枪声平息后,父亲才出洞弄了些吃的。5月4日,日本兵在城里四处搜捕国军残余,并进行抢劫。一队日兵在余家巷北头路西一家布店进行抢劫时,残酷拷打店员,要他交出布匹来。这家布店租的是我家东后院的一套四合院房子,有一条小道与我家老宅相通。父亲闻店员的喊叫声,来到布店以人道之心向日本兵说:他不是老板,这里也没有布匹,不要打他了。此时日兵看我父亲身材高大,岁数也长,就一口咬定父亲是老板,转头逼父亲交出布匹来。父亲争辩,竞招几个日本兵拳打脚踢。日兵以皮靴猛踢父亲的小肚子,父亲疼痛难忍,几乎昏厥过去。随后日本兵押着父亲来到我家老宅,日兵到我家前院的西屋,用刺刀连挑四十八个皮箱,把箱内财物抢劫一空。父亲趁日军抢劫财物之际,悄然逃离现场,翻墙到后街余家巷,忍着伤痛,连走带爬到洪山庙街一亲戚家躲了起来。父亲的内脏可能被兽军踢破,疼痛越来越重,经中药调治也不见轻。我们赶回县城时,他已受伤两天,几度休克,危在旦夕

      

    当晚,父亲内脏疼痛加剧,腹腔内积血越来越多,神志时昏时醒,已处弥留之际。他已意识到自己无救,在神志清醒时,断断续续说了不少话。他万没有想到自己先老父老母而去,嘱咐家人要孝敬爷爷奶奶。他想起早逝的胞弟,嘱告从二十六岁就守寡拉扯两个孩子的婶母,说:“老二家的,怎么着也得让孩子们都有口饭吃!”那意思是说,他死后,全家要齐心度过难关,不管是我们兄弟姐妹,还是叔叔的孩子们,让他们都能长大成人。他最痛心的是,他在几十年闯事业的生涯中,躲过了多少战乱匪患,经历了多少生意上的风风险险,不想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使他从亳州撤回禹州,而今他们又追到禹州把他置于死地。日本军国主义撕碎了他的事业,还撕碎了他的心肺肝肠。我们于东洋何怨何仇?何以对我下此毒手?!

      

    到7日黎明,父亲气息渐无。家人不忍让他长眠在这陋屋藤椅之上,就把他抬到北房客屋,置于屋中央搭起的床上。母亲抚摸父亲的手和胸口还有体温,就赶紧趴在他胸膛上贴耳细听心脏是否还跳动。须臾,母亲失望地说:“他走了!”全屋顿时哭声大作。

      

    这时天已大亮,俺娘,俺妈和俺婶暂时停止哭泣,一起商量父亲后事。大家忽然发现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南屋卧室来到父亲停尸的客屋院,坐在青石板上,背靠大槐树放声大哭。几个儿媳妇和我们这一群孙子赶紧都来劝他,说奶奶已瘫软在床上爬不起来了,爷爷再哭坏了身子,可怎么得了。在商量后事时,爷爷作主,把儿子为他准备的柏木寿棺让儿子先用。可叹白发人竟为黑发人送终,说着大家又落下了眼泪。爷爷还提出,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情况下,丧事可以从简,但也不可草率下葬,不管日本人和汉奸怎样施压,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余宝田是怎样死的。

      

    果然,父亲尸骨未寒,日本宪兵又闯进我家察看。我们一家身穿孝服,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烧香烧纸,不理会那些日本兵,丧事照常进行。他们看了看走开了。

      

    按照传统规矩,父亲的葬仪一天停尸,两天入殓,许多亲友和街坊冒险前来吊唁,第三天出殡下葬。出殡那天,由响器(唢呐)班吹起哀乐,八人抬棺,全家十多口人披麻戴孝跪送。在大门口,又进行了祭奠,在黑漆木棺前跪着白花花一大片孝男孝女,哭声、哀乐声惊动街坊四邻,围观人群暗自落泪。随后起棺,大哥荣昌(他是长子)手持“涝盆”走在最前边,其后是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群子侄,我最小手持“迎魂幡”,幡上写着父亲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走在最后。我们这些孝男在前边开道,其他家人在棺后护送,吹吹打打,悲壮浩荡地向东关墓地进发。在禹州城陷落不到一周的时候,全城还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有这样一支为日军暴行牺牲者送葬队伍出现,真是分外显眼。队伍行至大碑坊路口时,有日本宪兵出来阻拦,我们家人则以更大哭声报之:难道有打死了人还不让埋葬的吗?经乡亲们交涉,他们只好放行。

      

    父亲的棺木葬在我家东关一块菜地里。

      

    家父余宝田之死,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中的一例。据统计,日军侵犯禹州时,除有两千多名国军牺牲外,日军共屠杀老百姓五百一十五人,六万余人逃亡,土地荒芜三分之二。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我们余家不会忘记,禹州人民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不会忘记。父亲之死,启发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全国解放之后,我们兄弟姐妹在思想政治上突飞猛进地进步,与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引导,有着很大关系。

      

    家父余宝田之死,在我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爷爷到父亲两辈人用半个世纪苦心营造的我们的家业之塔,轰然倒塌。老宅的家财遭到日军的浩劫;父亲掌握、经营的八处生意,由于他的突然死亡,都没有来得及作出交待,资金大都流失。剩下的只是些房屋和土地不动产。我家开始由过去的民族工商业者向破产地主过渡,迅速走向衰败。七十多岁的爷爷和俺娘、俺妈、俺婶三个寡妇,领着我们大的才十几岁,小的才七八岁一群孩子,靠卖房卖地艰难度日。全家的红火偃息了,一去不复返了。

                                                                              余世诚   (2015年7月于七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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